如今，站在天津滨海新区任何一条宽阔的主干道上，俯仰之间，皆是庞大又年轻的城市建筑群，两旁的行道树尽管不至于参天，也已然郁郁葱葱。很难想象，就在十几二十年前，足下的土地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盐碱滩涂。
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被认为受众多政策垂青的地方，创造了GDP平均年增速超过20%的成绩，并一跃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并因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再次迎来舆论的密集关注。
2014年，纠结了十几年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终于进入实质性阶段。这一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
在这一背景之下，经济规模效应已显，且再次受到自贸区、“一带一路”等政策青睐的滨海新区，被赋予了“新引擎”的使命。滨海新区被定位为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宜居生态型新城区，
在方塘智库看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之下，滨海新区的下一站需要的转型发展目标之一是:实现自贸区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国家级新区战略、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战略等多重区域发展战略对接和融合，以适应全球经济转型的最新趋势，以及内部协同发展的最新需求，实现从“滨海速度”到“滨海效益”的转型，塑造城市核心竞争力。
与此同时，作为京津冀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最为倚重的对外开放的门户，天津滨海新区还需要通过全球资产配置的窗口功能的发挥，大幅度、整体性提升北方内陆地区的开放程度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质量。正所谓，只有走出孤岛，方能得到面向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的更大的新未来。
从一开始就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密切相关
天津与北京，一衣带水，兴衰相连。京津两地产业和功能互补，形成双子星，协同发展，自古有之。
辽金之后，北京作为首善之都。素有“河海要冲”和“畿辅门户”之称的天津，得益于其漕运的便捷，依托粮食运输与南北贸易而成为北方经济的中心。而在清末中西对抗交流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成为东西激荡的前沿、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并一跃超过北京，成为北方工商业的中心。直到1949年之后，由于建国之初，中央政府对北京的功能及京津关系的定位有失偏颇，客观上造成了天津长达半个世纪的一蹶不振。
京津格局之变，有一种观察是视角认为始于1984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泰达）成为中国首批14个国家级开发区之一。当时，天津开发区真正实现“三通一平”的土地不过2平方公里，签约企业也仅有41家，投资总额不足8000万美元，投产企业仅2家，年产值区区3872万元。然而，日后的泰达蒸蒸日上，不仅经济总量多年领跑中国各级开发区，更一度占到天津市经济总量的一半。
两年之后的1986年8月19日至21日，邓小平在视察天津开发区时，深受鼓舞的老人欣然挥毫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这几乎成为中国开发区发展模式的“圣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开发区的发展）并鼓励天津：“你们在港口和城市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这是滨海新区最初的轮廓。差不多同一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在酝酿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