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改革的节奏并没有按照预先计划的来。2014年秋季学期，教科局对原来没有改革的学校、年级提出的“可以改”要求，很快变成了“必须改”。
到了2015年春季开学，涿鹿县中小学已全部实施“三疑三探”。
“力度越来越大，后来就失控了。”涿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告诉新京报记者。
强推
涿鹿县在全县所有中小学教室安装监控探头，信号直连教科局。通过探头监视老师的课堂，如果发现没有按照三疑三探讲课，就会公开批评
“体育课也必须三疑三探，让学生们先讨论、质疑为什么这个动作要这样做。”涿鹿县一名初中校长说，所有课程要完全按照三疑三探模式来，老师不能自己发挥。
对于突如其来的改革，老师们却用自己方式去应对。
涿鹿中学语文教师李丽（化名）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使用三疑三探，教学效率太低，教学时间不够用，需要跳着上课，有些课文就没时间上了。
教学中她发现，三疑三探在讲评练习时比较有作用，但在文言文等方面则效果不好。
“我在该用的时候用，不该用的时候不用，毕竟我是高中老师，要为学生的前途未来负责。”李丽说。
按照涿鹿县推广“三疑三探”的要求，王丽的做法是违规的。但涿鹿中学也默许王丽这样的做法。
王丽的做法并非个例。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一名涿鹿县的初中历史教师也表示，自己并没有完全严格落实“三疑三探”，“学生成绩下滑了怎么办。”
也许郝金伦发现了改革落实的问题。2015年冬天，涿鹿县开始在全县所有中小学教室安装监控探头，信号直连教科局。
“县教科局会通过探头监视老师的课堂，如果发现老师没有按照三疑三探讲课，在开会时就会公开批评我们。”涿鹿县大堡中学一位校领导说。
涿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承认，给教室安装摄像头，“是为了推进三疑三探。”
教科局对校长的压力，最终传导到一线教学。不止一位教师告诉新京报记者，经常有校领导在上课时间站在后门向教室里张望，“很不自在。”
“为什么不能让学校自主决定如何教学？”涿鹿一位中学的副校长对新京报记者说，“我认为教科局直接管到教室的做法，很不妥当。这不是改革，是后退。”
2015年底，涿鹿县教科局班子成员召开民主生活会。会上7名班子成员，有4人对郝金伦提出了批评。“主要就是批评他性子太急，太想出成绩。他在会上也表示接受。”该局一副局长说。
“经过两年的试验，涿鹿一中一本上线翻一番，此前每年30到40人，2016年是94人。”对于三疑三探改革成效，郝金伦曾对媒体这么评价。
但有人对他的说法表示质疑。
“与其说是三疑三探提高了升学率，还不如说是生源逐渐变好了。”一位不愿具名的涿鹿教育界人士表示，教改只进行两年，而且高三并不实施三疑三探改革。
这位人士解释，前些年，涿鹿县一本上线人数不高，是因为成绩最好50名初中毕业生，几乎全部去衡水中学等外地“超级中学”就读。这两年，教科局和一些高中花大力气把好生源留了下来。
“有学生想去外地读书，郝局长也会亲自劝说。”上述教育界人士表示，为了留下优质生源，涿鹿教育系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涿鹿中学前任校长彭广森，专门在学校设立了初中部，就是为了把好苗子留下来。
反弹
一位参加交流会的家长说，参会的家长们质疑他为什么要拿孩子做试验？减少作业与考试，孩子的成绩如何保证？最后，7月4日，家长群起上街抗议，彻底将涿鹿县“三疑三探”教改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