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彭真夫妇和他们的子女。后排左起：傅彦、傅锐、傅洋、傅亮
傅洋，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彭真的四子，曾任全国人大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第三、四、五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现任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近日，傅洋接受了“深读”的专访。在采访过程中，谈起父亲，傅洋说：“父亲经常教导我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都谨记于心。”
傅洋表示，在当下依法治国大环境下，不论民事、行政还是刑事案件，只要发现了错误就应该纠正，不应当有‘官无悔判’的思想。一起冤案、错案，与全国的整体案件相比来说，甚至不到千分之一，但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影响却是全部。
受到软禁的几年是父亲最清闲的几年
彭真，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名傅懋恭，1923年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我是1949年出生的。童年时父亲在我眼中就是不停地忙，回到家也是办公。我印象深刻的是，父亲的桌子上永远堆积着一两尺高的一摞摞文件。”傅洋说。
傅洋告诉“深读”，父亲的工作几乎涵盖了党和国家的工作的几乎所有重要领域。
“每次父亲回到家中，我都很少去跟他聊天，因为从父亲的言谈举止中，我能看出他特别的疲惫，不忍心去打扰他。”傅洋称。
在“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受到了错误的批判，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失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和人身自由。随后，彭真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1975年，彭真被从秦城监狱放出，流放到陕西的商洛地区，住在一个干休所的几间简陋平房中。
“尽管在商洛时还受到软禁，但那几年，是父亲最清闲的几年了。”傅洋称。
1979年，彭真恢复工作，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之后，常常为考虑立法问题彻夜难眠。82宪法之前，彭真已担任副委员长。“我有些对于宪法修改的意见想向他反映，但看到他这么辛劳，不忍心再和他面谈，只好写了封信给母亲，让她在父亲不太累的时候给他看。”傅洋告诉“深读”。
每制定一部新法律，彭真都会反复调查研究。在制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时，80多岁的彭真去了10多个省市，不知召开了多少座谈会。
傅洋说，父亲在人大常委会上谈自己对法律草案的意见时，最爱讲“我今天讲的又算又不算”，意思是，既然是在人大的会议上讲，当然是他在调研基础上负责地谈意见，但那只是个人意见，必须经过大家畅所欲言的讨论，充分发扬民主，最后依照法定程序形成表决意见，那才算数。
父亲批评我嗜酒：人怎么能被酒控制？
“我感觉父亲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人。父亲教育我们的方法很特殊，也很别致，不说教、不打骂，而是和风细雨，润物无声。”傅洋称。
彭真经常写些条幅，分赠给傅洋等孩子们。“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等都是他爱写的。
他还经常给孩子们讲一些历史、文学故事，引导他们树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价值观、人生观。京戏《打渔杀家》、《空城计》、《斩马谡》等都是他爱用的“教材”。
他认为“空城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值得记取的教训是马谡只知书本不懂实际而打了败仗；而诸葛亮斩马谡则有些文过饰非，因为他明知马谡无能却让其担当重任。
傅洋记得在他上初中时，忘记是何缘起，父亲问他：“你要是被敌人严刑拷打，会不会当叛徒？”傅洋大概太“客观”，觉得没有经历过的事不好吹牛，就回答：“不知道。”父亲大怒：“你这个人，连这点决心都没有？！”
后来傅洋想，父亲是希望他明白一个道理：意志磨练，并非一定要直面考验。平时未雨绸缪，不断思索如何面对人生考验，当考验来临时才能随时以坚韧的意志从容应对。记忆中，父亲只对他发过这一次脾气。
“我有两大嗜好，多次遭到父亲的批评。其中一个是嗜酒，现在都还爱喝，但不像之前，比较控制了。”傅洋笑着说。
傅洋回忆说，记得是1967年底，父亲受难，学校停课。原来滴酒不沾的他，一次与好友小聚，被劝喝了些酒，发现自己颇有酒量，从此“一喝不可收拾”。为此，父亲说他，“人怎么能被酒控制？”
父亲曾亲口告诉傅洋，他年轻时曾喝过一瓶半白兰地不醉。有些父亲的老同事告诉他，上世纪50年代招待前苏联专家，苏联人喝酒也不是父亲的对手。可傅洋从记事起，一次也没有见到父亲像他那样“喝大酒”。
“我另一个嗜好就是酷爱围棋，瘾头上来可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下，现在已经不怎么下了。”傅洋称。
父亲曾对他说，不能这么下棋！他说他年轻时象棋下得很好，后来觉得太耽误工夫了，说不下就不下了。他还多次讲，有人问鲁迅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写作，鲁迅答，他只是把别人喝咖啡闲谈的时光也用来写作了。
”父亲教育我的事例还有很多，如今，这些教诲犹在耳边，激励我找准自己的方向和道路。”傅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