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接受戚本禹受审照
1966年底，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戚本禹就布置我们搜罗全国有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选编后送中央文革。我们派人出差全国各地，征集批刘大字报，后来出了两个集子。
还是在1966年底，戚本禹将陈里宁交到历史所，说他是最早反刘少奇的英雄。原来陈是湖南人，“文革”前因为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被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批准逮捕，判刑后发往新疆劳改。后发现他精神有问题，就让他到安定医院就医。为他治疗的大夫叫金宏敏。在治疗过程中，“文革”开始了，反刘少奇成了大方向。金大夫于是与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一起向中央文革反映了陈里宁的问题。陈伯达、康生、戚本禹立即决定给他平反，将其树为反刘少奇的英雄。戚指示，陈里宁由傅崇兰直接负责，让他作为历史所的工作人员专门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陈里宁在历史所每天接待来访，不时外出作报告，还经常写文章，成了当时的大名人。
1967年初，在全国性的大批判浪潮中，《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一个编辑找到陈里宁，要他写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他很快拿出了一篇自我吹嘘的文章，那位编辑看后对我说不能用，并说就陈里宁的水平，很难写出可以发表的文章，他要求我找人为他写一篇文章由该报发表。我找了历史所的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为陈里宁写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在5月份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后来，陈里宁要求补发他在服刑期间的工资，我们给戚打报告请示，未批准。再后来，陈里宁写的批判文章越来越不像样，胡诌八扯，像一个精神病人的胡话。接着，有人揭露陈里宁不仅反刘少奇，而且反毛主席。我们又找金大夫和清华造反派了解情况，他们仍坚持陈里宁是反刘少奇的英雄。我们打报告给戚，戚指示让陈里宁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到农村搞调查，不要再外出作报告。此后，继续有人，包括当时参与审判陈里宁的公安人员揭露陈里宁的反毛主席的行为。这时，陈里宁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在当时可是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大问题。当傅崇兰指出他的问题时，他竟说自己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考虑必须再给戚打一个报告说明陈里宁的问题，否则我们摆脱不了干系。在我们的报告送上去不久，戚便要我们重新将陈里宁送到公安部，这已是1967年的秋天了。
1967年初，戚本禹正在写批判刘少奇的大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清宫秘史〉》。该文的初稿清样曾送给傅崇兰提意见，我与张显清、周绍泉都看过，我不记得提过什么修改意见。这篇文章的发表掀起了批判刘少奇的高潮。大概是4月的某天上午，戚在全国政协礼堂的一个会议室里召开了一个部署大批判的会议，到会的有二三十人，现在记得的有学部的吴传启、林聿时，《光明日报》的穆欣、詹铭新等，我与傅崇兰也参加了。这天，戚穿了一身军装，神采飞扬。落座后，他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批判，可是不少报刊跟不上，老是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必须将这个形势扭转过来，大家都写文章。吴传启、林聿时，还有傅崇兰，你们都赶快亮相！”说到这里，吴传启接话说：“哎呀，我早就亮了不少时间了！”吴传启这里说的是学部中我们的对立面“红卫兵总队”满北京贴大字报、小字报揭露他反对大跃进，他最精彩的一句话是：“裤子都赔光了，还有什么政治！”吴传启坚决不承认他说过这句话。这次会议之后，我们也在所里布置写大批判的文章。此后，我在《人民日报》用“史红兵”的笔名发表过一篇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文章，还给《光明日报》写过纪念五四运动和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若干周年的社论。这期间，我们所的对立面几次与我们发生冲突。为此，我们要求戚来所里听听我们的汇报。戚在一天晚上来了，当我们汇报到所里有人为尹达评功摆好，攻击“文革”时，戚说，你们要沉得住气，有些人要闹就让他闹，到时候让康老或伯达同志出来讲一句话，他们就垮了。这时戚举起手，伸着小拇指说：“康老和伯达同志只要动动小拇指，他们就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