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五一节，谢富治、戚本禹、关锋、杨成武、叶群等人合影。（从左至右）
第二天我看到《光明日报》发表的学术座谈会的纪要，已经感到巨大压力的翦伯赞在会上再也不敢阐述自己关于“让步政策”的观点，只是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应该讨论。没过几天，戚本禹、林杰、阎长贵联名发表的批判翦伯赞的文章《翦伯赞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应该批判》在《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同时刊出。我们最先看到了《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并且都仔细读了。当天晚上，戚本禹没有回家。吃过晚饭，他同我们几个人一起在故宫和景山附近散步。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那篇文章。戚说：“这篇文章写得有点粗糙，因为是几个晚上赶出来的，我们一边写，印刷厂一边排，看了三遍清样，就去找康老签字了，以后又送《光明日报》连夜发排，所以没有来得及仔细推敲。我还得向李斌成表示歉意，他也参加了写作，名字没出现。”我这才知道李斌成是这篇文章的撰稿者之一，还很为他没能在文章上署名抱不平。戚问我们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我们当然都说好。我说：“整篇文章高屋建瓴，气势凌厉，翦想反驳都不敢。文中开头几句写得好：‘当今鼓吹资产阶级史学的挂帅人物，吴晗算一个，此帅之外，还有一帅，这就是翦伯赞。’”戚听了很感兴趣，问：“好在哪里？”我说：“这里的‘此’字用得好，一下子将翦给突出出来。如果将‘此’字换成‘这’字就平淡了。”
又过了几天，戚突然找我去他的办公室，说：“你去一趟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以《红旗》杂志记者的名义找宁可，问问他对批判历史主义的看法。”当天下午，我带着《红旗》杂志的介绍信乘公共汽车赶到北京师院历史系。系里看到我是《红旗》的记者，知道有来头。当时正是批判之火越烧越旺的时候，宁可的历史主义也在批判之列。该系的党总支书记接待了我，他说宁可参加“四清”还未回来，你们《红旗》对批判历史主义有什么看法？我明白他是在摸我的底，而戚只授权我了解情况，不能表态。就推说我只是来了解情况，至于历史主义应该怎么看，我也不清楚。他说宁可最近有点紧张，因为有不少批判文章涉及他。回来后，我将了解到的情况向戚作了回报。戚说：“宁可的观点也不是全错，不过他将历史主义强调过头了。翦伯赞讲历史主义，理论上的论证不够，宁可对历史主义的论证就深入多了。”
又过了四五天，戚召集我们几个人询问工作进展情况，我们汇报查找资料的问题，谈话中，我说：“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读到陈伯达同志的文章，他是比较早提让步政策的。”戚听了，立即严肃起来，说：“这事你不要向外谈。现在有人正抓这个问题，将‘左派’、‘右派’混在一起打，搅乱阵线，不要上他们的当！”我们中有人提到，照目前的批判，郭老和范老都有问题，也应该批判。戚说：“我告诉你们，郭老和范老不能批判，主席已经保了他们。”
大概从四月开始，戚就不来上班了，我们几次找他汇报工作都找不到人，问张玉铭，他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他是到上海参加“五一六通知”通知的起草工作了。不久，我们就搬到西郊的西颐宾馆马列主义研究院继续工作。5月底，《毛泽东论历史科学》基本编纂完毕。正在此时，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表，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夺回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其中以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影射批判范文澜、翦伯赞等人。我们这些被“极左”思潮激励起来的年轻人再也坐不住了，就向戚要求回所参加运动，戚同意，我们就于6月2日晚上回到历史所参加运动了。
回所后，我们看到历史所的运动已经热火朝天。年轻人都很兴奋。此前，已经有人贴出大字报，批判我的导师侯外庐，攻击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时我们对批判侯先生已经不满足，就又批判主持历史所工作的尹达，6月2日当晚贴出大字报，说他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谁知第二天风云突变，我们早上上班来到办公楼，就看到贴满了反击我们的大字报，说我们是“右派翻天”。此后几天，我们几个年轻人就遭到了大小会的批判。批判我们的理由是：尹达是历史学界的“左派”，历史所一直贯彻的是从陈伯达、康生那里来的红线。尹达又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反对他当然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但当时的形势却是造反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报刊电台都是一派鼓励造反的调子。而在历史所却是批判打击造反派，这当然使我们越来越不服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