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名成员戚本禹4月20日7时58分在上海因病去世。
20日午间，有消息称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名成员戚本禹于早晨7时58分在上海因病去世。两个熟悉戚本禹但不愿具名的独立信源向搜狐新闻弧度栏目确认消息准确。
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先生也表示已于20日早获悉。他告诉搜狐新闻弧度栏目，戚本禹今年年初在深圳被确诊癌症晚期。阎长贵说，自己上次与戚本禹见面是在2013年，“当时是受人之托去上海看望过他，他身体还挺好。”
1990年，戚本禹在天安门城楼上（资料图）
戚本禹，山东威海人，1931年出生于上海，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戚本禹（右四）等人与毛泽东（右五）、周恩来（左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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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6月份的某天下午，傅崇兰高兴而又神秘地告诉我：“戚本禹让我们今天下午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指名要有关刘少奇的材料，他们不给，我们就说他们窝藏刘少奇的黑材料，是包庇刘少奇，同他们大吵一气。然后就在今天晚上到他们门前贴大字报。搞成一个让北京都知道的事件，到时候请戚本禹出来讲话支持我们，他们就得乖乖地将材料交出来。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10辑，原标题为“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我开始知道戚本禹的大名是1963年在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那时他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轰动了史学界。他的文章气势磅礴，先声夺人，文字华美，酣畅淋漓，使历史系的青年学子佩服得五体投地。此后，凡见到他的文章，我一定仔细认真研读。
1964年9月我考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师从侯外庐先生读研究生，这时我才从所里同事那里知道戚本禹原在中央办公厅任信访科科长，后因发表几篇影响很大的史学文章，调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工作。1965年底，我们这批1964年进所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自劳动锻炼的农村回到北京，这时，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已经在《红旗》杂志发表。这篇不点名地批判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文章在当时“极左”氛围越来越浓的时候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几乎成为史学界人人必读的文章。第二年三月初的一天，当时历史所学术秘书室负责人郦家驹召集应永琛、朱大韵、李斌成、程喜霖和我五人开会，说是戚本禹找到历史所领导尹达，要求历史所找几个人到《红旗》杂志帮助他工作。经组织研究决定，派我们五个人去。郦说：“戚本禹这个人说话很冲，你们要小心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