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之前：陈独秀在上海(4)

陈独秀认为，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而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他放弃安徽舒适的生活，再次选择在上海“蜗居”，心里是有着创办一个大型出版公司兼营杂志的一揽子规划的。这个事业似乎只有在上海才能完成。此时的上海已是中国出版中心，全国出版业的80%以上集中在这里，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出版市场，从著书、编书到印刷、发行，都相当齐备，具有其他城市无法匹敌的优势。抵达上海的第二天，陈独秀就投身于这项工作，陆续与一些同乡、好友进行商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奔走，这一宏大计划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出版一本杂志作为计划一部分得以先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一揽子远期目标，1915年，群益书社才会在并无赚钱胜算的情况下，慨然投入每月编辑费和稿费200元来出版《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当时上海市面上能看到期刊、报纸数不胜数，从中脱颖而出，决非一件简单的事。至于《青年杂志》为何不合常理，很快更名，据云是因为当时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看到《青年杂志》出版，来信投诉，认为“群益（书社）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想不到‘因祸得福’，《新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宗教十分浓厚的周报更一日日的背道而驰了”（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

上海的法租界虽然秉承“出版自由”的价值，但也并非绝对安全的飞地。1914年12月袁世凯政府颁布的《新闻法》明文规定：任何新闻工作者触犯了“国家安全”“社会道德”和“社会福利”都将被视为罪犯。杂志初创的第一年里，陈独秀非常小心地不直接涉及政治运动，甚至连反儒家思想运动也暂不开始，而是集中精力召唤中国青年来注意西方进步的新思想。这本启蒙杂志不再有教无类，目标读者群体是非常明确的。在首期《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解释了“新青年”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青年是社会里最富生命力的成员，因而在社会现象中是有着决定性作用的。他希望看到的中国青年是“自主而非奴隶的、进步而非保守的、进取而非退隐的、世界而非锁国的、实利而非虚文的、科学而非想象的”（《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以后数年中，陈独秀一人于上海所办的《新青年》，号召“民主”“科学”“反孔”和“文学革命”，以欧美国家——尤其是法国——为模范，以期使得沉落的中国能够民族复兴，快步迈向一个现代化的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