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之前：陈独秀在上海(3)

创业失败的陈独秀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到老家，不甘心的他又张罗主办起了《安徽俗话报》。办此报之目的，用陈独秀自己的话来讲，“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安徽俗话报》1904年第1期）。由此可见，陈独秀此时启蒙意愿之浓烈，而启蒙对象之有教无类。但因为俗话报社所在的芜湖并没有印刷厂，陈独秀不得不把编辑好的稿子寄往上海，由与他相熟的东大陆书局印刷，印好以后再寄回。《安徽俗话报》就这样办了不及两年，陈独秀突然选择“一定要教书去了”，也就自动停刊了。（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其间，陈独秀曾又回过一次上海，这次来沪经历与此前迥然不同。1904年秋，他得章士钊之邀，参加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一称“爱国协会”），其目的为“先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以为军事进行之声援”。约莫一个月时间里，陈独秀日复一日地与杨笃生等革命党人一起试制炸弹。此时他还与“常来试验室练习”的蔡元培聚谈，从此两人结下深谊。天不遂人愿事十有八九，因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加之革命党人万福华在沪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事败，暗杀团机关被查抄，计划被终止，革命党人星散。（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创办《新青年》声名鹊起

12年后，陈独秀37岁，中国已经没有了皇帝，但政治的局面似乎更坏了。中华民国徒有其表，尊孔复古的思潮在中国大地沉渣泛起，为袁世凯的帝制复辟鸣锣开道。陈独秀历经了“二次革命”的生死，逃亡日本，于此时再次回国，租住在了法租界嵩山路吉益里（据考证为今太仓路119弄）。上海法租界当时刚刚扩充界址到此，原来是一大片农田的土地突然有了商业价值，房价要比法租界旧区与公共租界低廉许多，中外商贾纷至沓来，竞相“永租”建房，出租牟利，卢家湾一带的房地产业就这么兴旺起来。陈独秀所租住的吉益里，也是那批刚刚造好不及1年的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里弄房子。他与阔别一年之久“忽咳血”的妻子高君曼重聚，住在21号里，一同居住的还有三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和大女儿陈玉莹。上海居，大不易，陈独秀的家庭负担不可谓不重，因陈延年常与他闹纠纷，家庭生活也谈不上和睦，但更让他痛心疾首的还是这个国家的持续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