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之前：陈独秀在上海(2)

一年后，江南乡试之旅彻底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轨迹。“江南乡试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件大事，虽然经过了甲午战败，大家仍旧在梦中”，年近花甲的他依然清晰地记得40年前那几天的考试一幕幕荒谬景象：“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这一幕让陈独秀忘记了科考，足足“看呆了一两个钟头”，由徐州大胖子一人联想到所有考生“这班动物”得了志后，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的悲惨情景，最后不由感叹梁启超那班人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他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的最大动机。他那时还未曾到过上海，只是“曾听人说上海比南京还要热闹多少倍”。因为南京给陈独秀留下最深刻城市的印象是“仪凤门那样高大的城门”，他就“幻想着上海的城门更不知如何的高大”……（陈独秀：《实庵自传》）

弱冠成年的陈独秀很快就有了亲眼见识上海“城门”的机缘。1898年起，陈独秀多次路经上海，奔赴东北、东渡日本，但究竟有多少次在此中转，停留几日，有何见闻，苦于没有任何史料留存，各种传记、著作鲜有述及。上海的城门其实远不如南京城高大，后来甚至没有了城门，但它的确“热闹”，最终没有像南京那般让陈独秀失望。

1903年，陈独秀再次从安徽来到上海，与章士钊、苏曼殊等人一道参与到《国民日日报》的创办工作中。之前他虽然也多次到过上海，但终究只是匆匆过客，此次办报乃是计划长待的，意义有所不同。《国民日日报》是在公共租界“昌寿里之僻楼”（据考证为新马路梅福里，今黄河路125弄）出刊的。以前办报与今日大不相同。为了方便派报人员发行报纸，各报的馆址所在地或印刷发行点总相对集中在某一城区。考察维新时期上海新刊的报纸活动，我们就会发现，相当数量的报馆都集中在新马路及其附近。那里不仅有《国民日日报》，还有大名鼎鼎的《时务报》《农学报》《集成报》等十几家报馆。他们还是一群年轻人，上海租界物价不低，生活显得十分穷困。章士钊事后回忆道：两人蛰居，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陈独秀，字仲甫），是何物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孤桐：《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第30号）当时正值“《苏报》案”事件尾声，《国民日日报》确为接替已被查封的《苏报》而创办，咸称为“《苏报》第二”，但细读来，这张新报纸的语调还是“舒缓”得多了，所刊的文字有时论、学术、思想介绍，以及中外、地方新闻等。因为文章作者都是匿名的，我们很难确认哪篇文章是陈独秀本人的手笔。《国民日日报》经营得并不成功，仅3个月又25天即告停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