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一方面体现在从过去的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全面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假冒伪劣和侵权行为的查处力度，健全外企投诉工作网络，有效维护外商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外资营商环境，确保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通过制度型对外开放，我国将积极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从最终产品竞争转向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竞争，从获取资源转向要素整合、消减隐性贸易壁垒、加快相关体制规制与政策的调整，实现贸易由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促进国内外资本、技术、信息、人力资源、服务的自由流动，促进国内外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要从过去被动的“规制跟随”型开放转向主动的“规则制定”型开放，通过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逐步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为此，一方面要通过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议程，进一步扩大多边合作范围，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另一方面，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这个平台向国际社会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产品，让更多发展中国家搭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便车”，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3.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多管齐下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外贸管理体制，在政府职能转变、贸易投资、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加快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海外合法权益，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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