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文化解码】

作者：魏波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传统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出现的复杂的社会问题，“治理”（governance）的理念首先在西方被提出来。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肯定了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多种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意义。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治理”成为化解矛盾的应对策略。不同于以往的统治、管理等维护社会秩序的理念和方式，“治理”强调了政府之外的多种社会主体的参与，包括私营部门、社会组织、公民都可以成为处理公共事务的主体；弱化了以往政府为单一中心的结构，代之以多中心的结构，从而可以发挥社会各界的能动性；同时以信任、互惠、合作为理念和价值，在寻求共识中谋求共同福祉。可以看出，“治理”以信任、互惠、合作、共享为理念，以多种社会主体的参与为基础，体现出更强的包容性，所以包容性治理（inclusive governance）便成为治理创新的内在逻辑。包容性治理通过社会资源和决策过程向社会各个主体开放，打破了传统管理和统治的单中心模式，以多中心、多主体的参与重构了社会决策和集体行动的法则，体现出显著的“包容性”“共享性”，其目标是在追求效率与公平中实现社会的“善治”。

中国基层治理创新的基本经验便体现了“包容性治理”的基本理念。比如，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后来，“枫桥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从历史上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成功的法宝，其基本精神恰恰与包容性治理是一致的。其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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