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40年@治理现代化】

核心观点：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专栏作者王夙认为，经济特区的设立凸显了中国制度“敢为人先”的行动能力，经济特区的成长映射出中国制度“灵活务实”的进化能力，经济特区的产业转型展现出中国制度“居安思危”的自省能力。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布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的厦门四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40年弹指一瞬，特区的建设者们筚路蓝缕、薪火相承，帮助经济特区在“不惑之年”交出了一份非凡的答卷。特区敢闯敢干，帮助国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领域探索出了宝贵的经验。特区不仅发展了自身的经济水平，还将影响力辐射至周边，带动了东部沿海一大片区域的发展，充分展现了“以点提线”的灵活发展方式。

纵观世界其他国家，特区并非中国独有，许多国家都在尝试建设经济特区，但很多特区的成效并不明显，更无法达到中国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特区的标杆高度。造成这一反差局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中国的制度优势无疑是中国经济特区赖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根本原因。

经济特区的设立凸显了中国制度“敢为人先”的行动能力。经济特区制度肇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经济水平低下。设立特区的想法在制度层面无迹可寻，在理论层面争议颇大。但是，当时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为了摸索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有效路径，敢于打破既有“条条框框”的束缚，抱着“向死而生”的态度，毅然设立了经济特区，为中国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经济特区的成长映射出中国制度“灵活务实”的进化能力。特区的建设不是简单的毕其功于一役，而是“摸着石头过河”。建设经济特区的过程中，曾经诞生过许多理论或实践层面的难题，如“特区是不是租界”“如何看待外资”“住房能否商品化”等。这些在今天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牵一发而动全身。关键时刻，中国制度发挥出了“灵活”的一面，搁置争论，先全力发展，用成果来证成或证伪上述争议问题。许多因特区发展而产生的争议，最终也被特区的发展带入了历史的洪流之中。中国制度的“灵活”源于其“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一切都根据经济特区发展的现实需要，不断推动特区制度、文化乃至思想观念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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