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进一步强化统一市场建设，消除阻碍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要着力打通阻碍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畅通的体制机制障碍，破解因资源配置不合理在上述环节形成的“堰塞湖”和“断头路”。比如，在生产环节，要畅通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在流通领域，要解决港口、铁路、公路基础设施连接短板，形成无缝对接物流网络，降低物流运输成本；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畅通不同区域之间的要素流、商品流、信息流。在对外开放方面，要通过建设高水平的开发区、自贸区、自贸港、保税区等，开创面向更多国家的国际大循环；从制度、技术、规则上打通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痛点和堵点。

第三，推进新技术的应用，增加技术研发、基础研究和教育的投入。政府要围绕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平台公司、重大投资项目等，引领企业和社会进行投资；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基建以及推进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项目要给予融资和税收倾斜；重点加强产业配套发展能力，巩固传统产业链优势，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增强参与国际循环的控制力和稳定性。在这一过程中，要用好政府采购手段，撬动民间投资，引导龙头企业盯紧关键环节的研发，逐步实现在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的进口替代，向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攀升。要认识到，人才不足是我国制造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因此，要大力推动新工科教育发展，改革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制度，加大基础研究人才和工程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为我国产业升级、增加国际竞争力储备人才。

第四，加强产业国际合作，提升产业发展空间。在当前的复工复产过程中，要注重加强恢复国际供应链，为外向型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特别是要推动优势企业以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自主知名品牌、营销网络等为依托，带动技术、标准、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拓展供应链协同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对全球供应链的整合能力，努力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链主”企业。还要看到的是，我国中小企业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中小企业停业或者关闭，直接影响就业形势。保住中小企业也就是保就业、保稳定。为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政策援助。一方面为其创造条件加强与国内大企业的合作；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供应链体系中的配套作用，鼓励其专、精、特、新发展。要继续坚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参与跨国并购等方式，建立健全全球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企业国际化布局和运营能力。总之，我们绝不能主动关上大门，而要推动形成以“链主”企业为主导、中小企业相配套、高校科研机构与金融机构相协同的产业发展生态，强化国内外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关联互动，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史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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