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感触，出现在不少挂职学者心中。一位正在最高人民法院挂职的学者认为：“仅就数量而论，当今中国法学理论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其中真正富有理论洞见、蕴含现实关怀，既能科学有效地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又能引领中国法治发展方向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法学研究中从理论到理论、拿来主义，甚至先‘想象并制造问题’再‘解决问题’，常为人所诟病。”

在司法一线的工作，让学者们感到，中国当前的法治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富有实践价值、亟待理论补给的本土问题，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面向，可谓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党的十八大之后，建构“法律体系”的任务转变为建设“法治体系”，推进“依法治国”迈向全面建设“法治中国”，新的愿景催生了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司法责任制改革、内设机构改革等一系列系统性、重构性变革，都召唤着学界与实务界更加通力合作。

在付强看来，学界与实务界的互动交流确实更密切了。专家咨询委员会成为司法机关“标配”，重要案件委员们都会进行论证；联合申报课题屡见不鲜；近年来，还推出了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法官、检察官的机制。“挂职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随着法学专业发展，人才不断增多，实务人员结构更替，相信会有更完善的交流形式。”

《光明日报》（2020年07月11日07版）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