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对中国问题的现实关注和哲学阐释具有鲜明的特色。

首先，坚持宽广而深远的问题视域。每个时代都蕴含着特有的根本矛盾，这种矛盾在哲学意识中表现为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没有离开时代的问题，也没有不存在任何问题的时代。研究问题就是研究它的时代，而把握时代就要研究时代的问题。先生主张把关系中国发展的整体和全局的重大问题纳入哲学研究的视野。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是当代中国最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课题。

其次，主张把中国发展问题纳入历史辩证法视野中来考察。先生阐述了中国历史百年变革的辩证法，指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既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又具有重要的历史转折，既取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乃至激化，又取决于革命政党或执政党和自觉的革命精神或改革精神。历史的辩证法往往表现为历史的连续性、内在关联性和因果制约性。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逻辑表明，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阶段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性，要从规律性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受历史辩证法规律支配。中国历史的深刻变革，同时也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变革，是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性质的变革。

再次，对文化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文化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中国发展的道路和方向问题相联系的。“在中国，不同道路之争，其深层体现为不同文化之争。”早在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道路之争与文化之争就联系在一起，曾经出现过“文化保守主义”“全盘西化论”和革命文化论之间的论争。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随着重新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随着全球化和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再度兴起，出现以三个“化”为特征的文化理论的争论，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化”和“西化”的争论。“如果不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把握这三个‘化’的本质，就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缺乏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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