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随着听力逐渐下降，邹媛不得不戴上助听器，也慢慢发现自己和周围小伙伴有点不一样。课堂提问，老师喊到她的名字，和别人一样答不出来，但同学的一句“老师，她耳朵不好。”她便可以立刻坐下，而并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去罚站。军训时，也因听力不好免于训练，和生病的小伙伴一起树下乘凉。

戴上助听器时，邹媛总觉得自己像个“怪物”，又加上坐在前排，“好像大家上课没在看黑板，都在看‘怪物’。”邹媛说，那种“有点儿不一样”的想法像个小火苗一样在心里藏着。怎么去扑灭它，或者，到底要不要灭掉，不知道该怎么办。

体育课时，因为怕摔坏，邹媛会把助听器摘下放到保护的小盒子里，再用袋子裹好，塞进书包的最里层，最后再把书包推进课桌抽屉深处。“我特别喜欢上体育课，只有那时，我才觉得自己和大家一样可以奔跑打闹，不再像‘怪物’。”

可在平时，这个小物件还是会像个炸弹一样，随时可以被踩爆。一次从体育课上回来，邹媛还没到座位，就看到大家都在围着当时班里最淘气的小凯，他手里正拿着她的助听器小盒子，举着问她：“嘿，这个我戴不上啊，怎么戴呀？”霎时间所有的同学齐刷刷看向她，“我想回家，更想找个洞立马钻进去。”

邹媛说，彼时的自己，走到哪里，凡是没有如愿的事，大家总是强硬地将其归结为这一个原因，“更何况她耳朵不好。”她也渐渐不再抗拒。“那时我一直在想，如果大家可以正视我所有的问题，哪怕说我不聪明、不上进、粗心大意等，我都乐意接受，因为这就是真实的我啊！”

“你和其他孩子一样，都很调皮”

求学期间，虽遇到很多嘲讽与不解，但至今邹媛仍感谢一位叫刘旭的语文老师，“很像一位知心大姐姐，她每周布置写周记，每次不管我写了什么，总在末尾用红笔做长长的批注，还给我留下了她自己的秘密：被严重的近视困扰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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