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氛围”仍未散去
4月30日,田祎终于接回了儿子。1月中旬,田祎和丈夫各自奋战在一线,无人照顾的小家伙被送回姥姥家,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见过妈妈。
相比临床一线的医生护士,疾控中心的工作者们像是一群“隐形人”,罕为公众所知。与“新冠”搏斗的日日夜夜,酸甜苦辣,唯有自己知道。
一张巨大的桌子,码满了电脑和电话,像一个奇特的网吧。在北京市疾控中心,这样的会议室有很多间。疾控数据不可外传,不去现场的时候,赵芳红和同事们在这里办公。他们习惯了一个电话要四五次才能打通,习惯了被当作诈骗电话挂掉,习惯了说出“我们是疾控中心,向您核实一些个人信息”后,电话那头的人张口就骂。
“你要去理解他们。要核实的信息都是个人隐私,具体住址、身份证号,非常敏感。对方可能会怀疑你的意图,可能担心信息泄露,害怕影响自己的生活工作。”赵芳红说。电话打不通,就重拨到接通为止;聊不下去,就换一个角度或者换一个人接着聊;对方情绪崩溃时,工作人员还要当起心理辅导员。他们曾试图联系一位国外的密接者,他留的电话是自己的中国员工,听到“您的老板是密接者”,对方就害怕得号啕大哭。赵芳红的同事一直在倾听和安慰,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理想的工作状态是,打一个电话,告诉对方‘你是密接者,3点下楼,有车接你去隔离点’。事实上从没有这么简单。”贾蕾说:“这是一份和不同的人接触的工作,要承受不解和攻击,要付出理解和安慰,还要有很多人文关怀。”
她记得,曾有一位7岁的小朋友,被确诊的家人感染,出院后又复阳了。“如果只按流程,这个孩子就会被单独送去医院继续治疗。但我们考虑到孩子的年龄,一个人在医院这么久,没有父母,心理发育会受到什么影响?最后我们和医院沟通,开通绿色通道,想办法在降低风险的同时,让一名家长陪伴孩子。这是做人的原则,不光是工作的原则。”
对田祎来说,这份工作需要对细节无限执着。
她像把关人一样仔细地审视手中每一份流调报告,必须保证每一条信息的准确。最常挂在嘴边的台词是“这段时间他在干吗?没说清楚,再去查”“这里不符合逻辑,再问问”“上一份报告和这一份报告,同一时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人,究竟是谁?”
她是流调组、密接组、信息组、分析组之间的中枢神经,每一个病例都要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地码放在大脑中,一天要打无数个电话。2月,北京曾迎来一次输入性病例大爆发,一天报告32例,她忙于联系各方,一天一口水都没喝上。有时,组长来工位前找她,一句话也插不进,想说点儿什么,得提前跟她预约。
在工作面前,亲情成了被搁置的部分。徐金平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疫情一来,她不再有时间陪伴孩子,而孩子变得前所未有地黏人。一见她打开房门,孩子就会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你抱抱我。有时,她离开家太早,7岁的老大会叮嘱她,上班前叫醒我,让我看妈妈一眼。有时,她走到了小区门口,孩子还开着窗户望着她,喊着妈妈早点回来。
杨鹏、田祎和徐金平成为了“室友”,两个办公室间只隔着一条走廊。田祎、徐金平所在的512室,24小时都有人值班,折叠床堆在墙角,没电话就赶紧眯一会儿。杨鹏的办公室也有同款折叠床,褥子上盖着被子,没有床单也没有被套,凑合着用了几个月。他比512室睡得更晚、醒得更早,常常5点不到就去敲门核实数据、安排工作。
“就像一个悖论。当疾控发挥的作用越大,疾病带来的冲击越微弱,公众对这份工作的了解也越少,甚至毫无觉察,但每个‘0’的背后,我们一直都在。这份工作辛苦、默默无闻,但同时也很有价值,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快乐和成就感,有时终于弄清一个病例的传染来源,全办公室的人都会开心得跳起来。”田祎说。
北京市卫健委新冠疫情通报的专栏中,开始出现一整页的“0”。4月16日开始,北京再无新增确诊病例报告,到5月9日,已经持续了24天。
北京的街头,逐渐出现了不戴口罩的市民。但在疾控中心,战时的氛围仍未散去。
“本土病例多,我们重点做流调和报告;输入性病例增加了,开始重视航空密接的分配管理;病例没了,被动性的工作减少,主动性的工作增多,比如核酸检测,以前给病人做,现在给健康人筛查,工作量比以前要翻数倍。”贾蕾说。
杨鹏办公室的折叠床一直打开着。床的旁边就是办公桌,电脑里不断更新保存着“新冠”相关的英语论文,为他提供最新的专业信息。
“疫情的变化决定我们的工作重点。现阶段,社会开始复工复产,但在人群缺乏免疫力、疫苗也没有面世的当下,疫情随时可能变化,非药物干预措施非常重要。”杨鹏说。他仍处于“应激状态”,这种状态还要持续多久,没有人知道。
“从去年鼠疫开始,我们这帮人就没歇过。鼠疫15天就过去了,有盼头,‘新冠’几个月了,现在也没看到盼头。”田祎无奈地笑道。
他们习惯了苦中作乐。闹鼠疫时,田祎的所长在办公室开玩笑,北京一百年都没发生过鼠疫,你们遇上了,应该感到“荣幸”。这回又说,17年前的SARS也没“新冠”严重,你们又遇上了,实在太“荣幸”了。
话音落地,所有人都翻了个大白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