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调解码病毒“流窜图”

北京市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职责顾名思义：阻击与控制疾病。提到疾病，普通人第一个联想是医院和医生，“疾控人”，往往活跃于公众视线之外。

贾蕾这样理解自己的职业：医生工作的目标是救死扶伤，“疾控人”的立足点则是维护公众健康。当传染病袭来，疾控中心的首要任务是掌握疾病特征，给出疫情应对的方案，阻止疾病的脚步继续侵染人类社会。

“医院就像是接水的盆子，疾控要做的是把水龙头拧紧。否则再多的医疗资源，也无法承受源源不断的新发病例。”贾蕾说。

拧紧水龙头是一个小动作，可惜疫情防控没有这么容易。当一位患者出现，他同时兼具“被感染者”和“传播者”的身份。是谁传染了他？他又能传染给谁？如果找不到前者，意味着人群中还藏着一位“传播者”；如果找不到后者，意味着还有另一群不为人知的“被感染者”和“传播者”。

一传十，十传百，不管哪一端失去控制，疫情都将以N次方的速度扩散和蔓延，然而，这些信息如同海面下的冰山，庞大却隐蔽。每当“新冠”确诊者出现，流行病学调查紧随其后，这个业内简称“流调”的过程，就是对病毒“流窜图”的解码。

“我市2名男性患者，分别于1月7日和1月9日去过武汉，并短暂逗留，两人分别于1月13日和1月14日出现发热和呼吸道症状。1名老年女性患者，从武汉来京探亲，于1月13日出现发热和呼吸道症状……我市已对所有23名密切接触者开展医学观察，目前无发热等异常情况。”

1月20日至今，北京市卫生部门每天发布的疫情通报，就来源于疾控人员对病例的流调。这些通报或长或短，但都会交代患者“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最初，在北京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均有武汉旅居史，慢慢的，出现了其他省份旅居史、境外旅居史。一份份单独的流调报告，也可管窥整个疫情发展蔓延的态势。

要得出这样一份报告，并非易事。杨鹏介绍，每一份流调报告，包含庞大的数据，从患者确诊隔离往前，一直追溯到发病前14天，每个小时在哪里、做什么、见了哪些人，都要收录其中。其中，患者发病时间的判定是难点所在，典型症状未必是首发症状，还有人早期没有任何症状，只是肺部出现影像学改变，在判断时，流调人员不能错过任何蛛丝马迹。

有时，患者自己也不清楚感染原因。一位女性患者是北京本地病例，一开始，流调员问不出感染源，在患者居住的小区，曾有过既往病例，但患者一口咬定那一天自己没有出过门、没有见过任何人。

“流调对患者的记忆力的确有考验，调查中，流调员需要借助其他的线索，或者掌握一些谈话技巧。”田祎说。这位女患者年事已高，记忆力不佳，流调员完成首轮调查后，仍觉得不能就此放过线索，于是把电话打进了隔离病房，与她继续交谈。在漫长的对话中，流调员试图给她更多的提示，提及当日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患者猛地想起来，那天自己的确出过门，并遇到了一位邻居，还和她说了几句话，至此，“案情”水落石出。

“一个地区，哪怕有一百个确诊者，只要来源清晰，那么疫情就是可控的。只有十个确诊者，但都不知在何处、何时、如何感染，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杨鹏说。流调，是后续一系列防控举措的基石。

北京市疾控中心现场组主任医师赵芳红在仓库清点医疗物资。北京市疾控中心供图

找出“密接者”

在流调中，相比追溯感染源，寻找密切接触者是难度更大的任务。

名为密接者，实际上不乏陌生人。田祎介绍，曾有一位患者离开隔离点，在居家观察期间感染了家人，疾病潜伏期时，患者家人曾去过超市、商场、健身房、单位，在一同购物、排队、锻炼的过程中，与不少陌生人发生接触。

在素不相识的情况下，感染者无法帮助流调员指认密接者，这时，流调员要扮演侦探的角色，感染者的票据、手机中的支付记录、超市的录像，都成为“破案”的线索。

现场组主任医师赵芳红和同事有时还要前往现场，像福尔摩斯一样演绎患者的行踪、绘制小区与附近人流密集点的地图。

“我们要还原患者整个行动路线，找出哪些人与他们发生过密切接触，列出名单，以便第一时间进行医学隔离观察。”赵芳红介绍。不同的病例，密接者数量不同，如果确诊者行动轨迹复杂，在多个城市活动、与大量人群交往，密接者可能超过百人。

还有更复杂的情况。根据方案，确诊者如果乘坐飞机，那么座位同排以及前三排、后三排的乘客均为密接者，然而，流调员时常遇见乘客调换座位的情况，一个位子上到底坐着谁，往往很难说清，这时，全机舱的乘客信息都要翻出来，挨个儿打电话确认；有时，作为线索的健康卡也不好用，除了各国语言带来的障碍，有的乘客还习惯连笔，一行字就是“一溜儿圆”，一屋子的流调员盯着猜，到底写的啥？

在流调队员们夜以继日的努力下，对密接者的管理，开始显示出直观的防控效果。

到3月18日，北京市各级疾控部门共找出3975名密接者。不少人在隔离观察期间发病。2月2日，北京新增32例新冠肺炎患者，其中有16人为此前确诊者的密接者；2月17日到2月20日，新增的15个病例，全部为密接者。

北京数月的新发病例数据，像一条M形的曲线。北京市疾控中心供图

“M形”新发病例曲线

当流调员们在前方寻找和“拦截”密接者，王小莉和同事们则在后方埋头于大量疫情相关情报，解读数据背后的信息。

“过去，我们关注疫情防控，对政策参与较少，这次，对数据的解读和评估，全程都在发挥作用。早期，我们利用模型预测疫情发展趋势，评估北京需要配备多少医疗资源；后期，通过对全国各地疫情监控，小范围、动态调整防控举措。将数据转化为策略，为政府提供支持，是科学、精准防控的基础。”杨鹏介绍。

王小莉记得，自从北京出现首例患者，他们便开始预判北京的疫情态势。

“当时，市卫健委着手筹备床位。出于谨慎的考虑，他们想知道如果不采取任何防控措施，单日最大病例数会达到多少。我们基于武汉的数据进行推测，日最大新增量可能达到300，是一个比较惊人的数字。”王小莉说，之后，北京部分定点医院开始准备病区、配备床位，并开始考虑重建小汤山医院。一个月后，小汤山医院启用。

在宏观层面，数据研判也发挥着作用。

3月23日，第一入境城市启用，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均须从天津、石家庄、太原等12个指定入境点入境，检疫符合登机条件的旅客，方可搭乘原航班入京。

这一政策的背景，是疫情在全球层面的扩散。杨鹏的担忧成真了：“我们一开始就觉得会有全球大流行。这个病毒是全新的，能有效人传人，人群普遍缺乏免疫力，R0比流感更高。”

如果将北京数月的新发病例数据整理出来，可以看到一条类似M形的曲线。M的前部分由外省输入病例和本地感染病例组成，后半部分则几乎全是境外输入病例。

2月29日，北京报告首批2例境外输入病例，之后，陆续有来自伊朗、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的入境者确诊。一开始是个位数，到3月18日，一天增加了21人。王小莉有种看到希望又绝望的感觉：“本来病例数是在减少的，突然又多了起来。我们分析了北京的容纳能力。如果不加以控制，是没有足够地方隔离所有人的，也没有能力对全员开展核酸检测。”

疾控中心随即提出建议，重视境外输入风险，加强关口检测；酌情削减抵京国际航班数量，降低航班密度。后来，国际航班的入境停靠点变更为京外城市，这一建议得以落实。

3月23日，北京报告新增病例数为32人，达到了境外输入新增数的峰值。伴随着第一入境城市启用，次日开始，数字回落至5、6、4、3……到3月31日，新增病例数降至0。

北京市疾控中心主管医师田祎和同事查看流调信息。北京市疾控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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