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讲求“入世”的进取型思想,它以“修齐治平”为己任,追求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这种思想恰可与现代社会的竞争环境相配合:现代社会崇尚进取,鼓励竞争;儒家思想重视群体,鼓励奉献,这些都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儒家思想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巨大的潜能,东亚“儒学文化圈”在近代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是,如同《庄子》所谓“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现代社会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加速、高度紧张的时代。在超速的社会发展中,进取型的思想也会暴露其局限,那就是太过重视“成就”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过于重视“功名”而忽视人与内心的平衡。由此而言,这次疫情的暴发,使我们能在高速发展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回顾中华文明中沉静内敛的另一面。
实际上,瘟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病”,一种“文明病”,它在历史上就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开始大规模的聚居而发生,并随着人群的移动而传播。而近三百年间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一,也是对自然的征服、资源的掠夺、生态环境的破坏最严重的时期。长期以来,人类都习惯于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为人的利益而存在,只有工具的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中国道家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就在于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揭示和反思了文明发展的这种缺陷。在道家看来,自然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平等的,“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人与自然万物在生态系统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不要把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的社会秩序要去适应物的自然秩序。要摒弃对自然过度的强力扭曲、干扰和破坏,使万物能够“自化”“自均”“自定”“自正”,自然而然地达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存在与发展的最佳状态,这就是“道法自然”。“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只有遵循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协调统一。这种整体主义的生态自然观,能够纠正“生态扩张主义”的偏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