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狩猎许可制度上，杨朝霞表示，“猎捕‘三有动物’（具有重要的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动物）是要发狩猎证的，实践中真正有多少发了狩猎证还存疑。”

“当然，监管执法确实也存在难度。”杨朝霞告诉《工人日报》记者，野生动物的鉴别本身就很难，执法能力不足，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和法治意识不强的情况也存在。杨朝霞曾在一个县发现，该县的野生动物保护站仅两三个工作人员，专业化人才严重短缺。

1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发布公告，至全国疫情解除期间，禁止野生动物交易活动。2月3日，10部委（局）联合部署打击野生动物违规交易专项执法行动。

“这几次发文都是多部门联合作出，这也说明，打击野生动物非法猎捕、交易，需要多部门衔接、配合，形成合力。”杨朝霞说。

在马勇看来，归根结底，执法部门需要在野生动物保护的指导思想上有所转变。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以‘开发’‘利用’为主，现在必须树立以‘保护’为主的观念。”马勇提出，“这个过程要求相关执法部门做到信息公开，加强公众参与。”

“信息不公开，公共利益就容易变成部门利益。野生动物监管问题亟需中央环保督察全覆盖，查处一批失职渎职典型案例。”马勇说。

期待立法司法逐步完善

一些动物被非法捕杀，却不在保护范畴

“野生动物非法猎捕的违法成本较低。”马勇表示，一些盗猎分子接受刑罚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数额往往较低，震慑力不足。

马勇认为，公益诉讼制度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利于行政执法和司法有效衔接。但实践中针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公益诉讼还非常少，“需要进一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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