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这种全过程的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民智。中国人过去就常说，“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亿万群众的智慧当然是非常可观的智慧海洋。每个人都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时候，不仅有许多的新点子出现，而且还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误。中国道路的成功就在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和施展。

第三，这种全过程的民主制度可以避免政党恶斗式的对抗性竞争，从而能够实现选贤与能和事业的连续性。西式民主是非此即彼的，而中国的民主是在所有选项中选择最佳的方案。西式民主让不同的党派相互对立，为攫取权力而相互掣肘。中国的协商民主则集中力量办大事。在选择领导人时亦是如此，西方是按党派，而中国是在协商过程中选择最有经验和能力的人。因此，西班牙的比埃托·鲁维多在《阿贝赛报》撰文指出：“任人唯贤的制度使得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到执政党权力金字塔的最高层。”

最后，这种全过程的民主制度有利于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即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社会治理从不是单方面的行动，而是所有相关主体通过有效整合而形成合力的过程，只有建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文明，继而实现国家的发展繁荣富强。

总之，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都是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社会的产物。中国制度是适合中国实际的，中国道路的成功足以证明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继续探索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社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实现人民民主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推陈出新、稳中有进，使全社会在保持秩序井然的同时更加充满生机活力。

（作者：韩震，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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