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中国道路具有特殊的文明和民族特征。中国的民主制度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深层文化是建立在一种关系性的形而上的思考基础上的，而不是像西方文化那样建立在某种单一实体性的“始基”、“本源”或单一的“神”之上的。在西方，作为绝对的基础或创造者，真理是巴门尼德式的“一”，没有给讨论留下协商的空间。中国古代（如商朝）也曾经有“帝”和“天”的存在，但是在中国，“天”也好，“帝”也罢，并不是万能的创造者和支配者，实际上是一种统治关系的象征，与民众有着互动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相互依存关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帝”或“天”的统辖力量是建立在与人的关联之中的，这种关联就构成中国文明社会治理的互动协商性质。正因为如此，欧洲启蒙运动前期伏尔泰等人曾经以理想化的中国“开明君主”与专制独裁的西方君王相比，从而启动了欧洲民主改革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更加民主的传统。

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把这种文化传统进行了创造性颠覆或转换，权力的基础和起点不再是“天”，而是“人民”。或者说，人民已经占居了“天”的逻辑位置，政府必须根据人民的意愿而行政。人民的需要是政府行政的起点，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成为政府追求的目标。可以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喜欢不喜欢、人民满意不满意成为衡量和评价政府行政的标准。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社区治理和服务情况。他强调，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在这里，“全过程的民主”准确地表达了中国人民民主的实质和追求。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