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但产业用地、生活居住用地严重不足，导致香港房价非常高，香港平均房价是居民年收入的21倍，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城市。房价的可负担程度也是全球最严重的，年轻一代、普通收入者根本买不起房子。这是当下表现出来的最为突出的矛盾。”方舟表示。

此外，在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香港实施的是以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为主体的社会福利体系，迄今没有建立起普惠的退休金制度。

产业结构上的不合理和社会治理中的制度缺失，使香港民众未能公平地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一些资本集团的垄断行为未能得到有效干预，诱使乱港分子与反对派将经济民生议题“政治化”，煽动社会对立，增加群体性事件等一系列社会风险。

（四）

无论是从当下还是长远，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应在内地。但在与内地经济的融合和协调方面，目前，香港显得有些被动或者是准备不足。

内地所进行的一系列政策调整，需要同一“跑道”上的伙伴做出相应的改变。具体到香港，就是要以生产者、建设者的角色，将自己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入参与到其中，全方位汲取营养，分享内地发展的红利。

遗憾的是，回归以来，手握巨大的先发优势，香港始终没有完成发展跑道上的并肩而行。在过去几十年里，香港多以协作者的姿态，参与内地的发展和腾飞，而非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地和引领。

这种协作者而非参与者、并跑者乃至引领者的自我定位，限制了香港经济的格局。虽然香港依然可以从内地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但这种共享空间，明显不如直接参与其中显得更为广阔。

“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地仍将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系，而香港早已是一个先进、发达的经济体系，一国之内两种经济体系落差的存在，决定了香港的功能和价值。”郭万达表示，香港需要校准方向，全方位对标国家不断变化的深层次需求，既帮内地、也帮自己，这是香港的经济功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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