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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提到，世界上还有许多种语言尚未发展出文字。在这些无文字的社会中，信息的记忆存储和交流，有时是结绳记事，有时是用响器（如非洲的鼓语），有时是用图像。但这些方式都远不能和口头的方式相比，它们大多是辅助性的，而且掌握它们的过程也离不开口头传统。特定人群的精神信仰，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族群历史的记忆、艺术的创造等，都在他们的口头传统之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文件中曾用过一个说法：非洲部落一位老人去世，等于带走一座图书馆。今天，历史学家们借助对非洲口头传统的深入研究，发展出了口头历史的系统研究方法。神话、传说、口头谱牒等大量的口头文类，被纳入历史学的理解框架内，以重新建构那些无文字社会的历史。13世纪上中叶成书的《蒙古秘史》，也是用文字记录口述史的早期典范和样板。对成吉思汗家族祖上功业的追溯，对成吉思汗本人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褒扬，都是在口耳之间代代传颂的，直到各氏族部落的耆老们在旷日持久的集会期间断断续续讲述后，经由文书记录下来，才让我们今天有机会看到口头历史叙事的大概样貌。

《蒙古秘史》和《江格尔》《格斯尔》并称蒙古文学的“三大高峰”。其中《蒙古秘史》乃是“得自口头”的，“江格尔”和“格斯尔”都是活态演述的口头史诗，所以在行文中给这两部史诗加上书名号其实并不妥当。蒙古人创用文字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文人作家也是“代有才人出”，但文学高峰仍由口头文学占据着，说明口头文学不可轻视。

蒙古文学传统中口头文学影响大大超过书面文学的情况，在不少文学传统中都可以见到，这是因为经由口头演述而形成的文本在重要性上并不落下风。它们凭借其思想力量成为人类文明的经典，至今具有巨大影响力和生命力，比如《圣经》和《论语》。诚然，许多口头文本能流传至今要拜文字之功，但它们形成于口头传统，传播于口头社会，进而通过书写获得第二生命的历程，仍令人遐想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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