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相同的时间段里，西方社会经历了宗教改革。基督教世界摇摇欲坠，世俗世界的兴盛伴随着科技革命的浪潮推动了商业社会的崛起。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正是在加尔文宗诸派宗教伦理孕育的资本主义商业精神的感召下，大量的清教徒投身商业活动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赚取了“第一桶金”。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可称之为禁欲主义天职观，即从事商业活动不再是低贱的行为，而是符合上帝要求、为上帝劳作的天职。
不难看出，无论是明清商人的“贾道”理念，还是欧洲清教徒的“天职观”，它们之所以能成就一种商业文明或塑造一种商业精神，关键就在于它们能把个体的经济行为和某种公认的崇高价值结合起来，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使人获得超越性，形成了一种在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在这种双向的互动过程中，个体既获得了超越自身利益的自我认同，社会也从中受益并对个体进行良性反馈。相反，如果经济行为的动机是单纯的自利，而社会成就评价只是建立在效果主义基础上的福利标准，那么个体和社会之间就不再是一种相互推升的递进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掣肘的制约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走出“商业无道德神话”的困境，就要在根本上实现个体行为动机与社会成就评价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如果只是强调在个体层面改善行为动机而不调整社会成就评价体系，那么道德的个体就有可能在社会压力系统下面临“劣币驱除良币”的道德风险。如果社会成就评价的调整不能起到改善个体行为动机的效果，那么，再好的评价系统也会流于形式而无人问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良性互动不但在说理层面和社会教育系统内需要经济学、管理学和伦理学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视野吸收对方有益的东西，更需要金融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和一切有志于从事这项事业的人通过一定的机制、措施、路径把这种良性互动现实地建立起来并一直推动下去。这种良性的互动机制就是所谓的伦理法。按照黑格尔的概念，它是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自在自为的法。只有在这种法的形式中，才能形成作为共同存在方式的伦理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