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程亚文:全球治理理念须匹配时代巨变
今年是一战结束百年,那场导致上千万人伤亡的人间惨剧长期以来受到人们反思,而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又往往将它与之后的二战连在一起,来分析其中的是非曲直。放在今天看,这两场大战实际是发生在同一时代的两场悲剧,有着类似的生成机理,二战不过是一战的延伸,导致后者发生的那些问题,在战争结束后并未有效化解,于是战争在其后不久再度爆发。
20世纪的全球治理理念之争
引爆两次世界大战的成因很多,一个对今天仍特别有引鉴意义的因素是:在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来临之际,当一个全球性社会逐渐产生时,相应的全球治理体系却没能匹配跟上,结果,新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压爆了疲弱的既有国际制度安排,使得纷争和冲突变得无法抑制。
一战发生前,经济全球化在欧洲发生逆转,原有的欧洲协调体系分崩离析,世界亟需新的国际制度安排。一战结束后,一些大国曾试图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来解决当时的全球性问题,但因缺乏共识,这一机制以失败告终。当时世界的主要大国,也曾纷纷寻找新的国内和国际问题解决方案,美国是威尔逊主义和罗斯福新政、苏联是计划经济与共产主义、德国则是国家社会主义,这些“主义”同时出现,不仅在国家治理而且在全球治理层面,都发生了多种理念或方案的竞争。
二战后的冷战及意识形态对立,延续了之前全球治理理念间的竞争。以美国为首形成“资本主义集团”,以苏联为首形成“社会主义集团”,很大程度上是对“到底应实施什么样的全球治理”的竞争,因为看到的问题不同,给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也不相同。美国看到的是缺乏一个全球性贸易体系,因此战后筹划建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新的机构、机制;苏联看到的是一个工人阶级或弱势群体备受侵害的工业化的经济后果,因此力图通过国家与国际制度创新,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全球治理兴起。经过20多年发展,当今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客观和全面地看,这些变化既有令人忧心的危机,也有积极的改进
“一带一路”空前规模的新型国际合作为新型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国际体系的探索提供了广阔的实验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探索完全可能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取得新进展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