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教育部门多次强调要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并严禁用手机布置作业，但在不少地方，“明面减负”与“暗中加压”并行不悖。特别是微信群布置的“电子作业”“照片作业”，让家长在下班后不得不紧盯手机，深怕漏掉老师临时发来的习题图片。一些家庭甚至调侃：孩子一上小学，家里第一项“教育投入”竟是赶紧买一台打印机。

家长被微信群“绑架”：打印作业成日常负担

在中部城市，一位家长在今年国庆中秋假期发牢骚：八天假期里，他打印了六十多张作业纸，“孩子才上一年级，就开始疯狂打印。”更令家长们崩溃的是，不同科目的老师布置作业的时间各不相同，常常是家长刚放下手机不久，又有新消息提示弹出。

打印机一旦坏了，只能连夜往打印店跑；有的家庭干脆购买能手机远程操控的打印设备，生怕下班晚了、回家来不及打印而耽误孩子写作业。一些电商平台顺势把打印机包装成“家庭教育必备”，广告词明晃晃写着“适合打印作业”“适合学生家庭使用”。

对于不少城市家庭来说，买打印机已经成为“入学标配”。而对于没有条件的家庭，只能去小区门口的商铺排队打印。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家长带孩子回乡探亲时，还不得不把打印机和电脑一起塞进行李箱，“回趟老家，像是背着办公设备出差”。

学生也未从“微信作业”里减到负。尤其是一些初中班级，布置的试题数量大，学生晚上仍要面对一堆纸质练习，一旦打印延误，只能熬夜赶作业。

“一科一辅”被机械执行，教师和学生“被迫绕路”

按规定，教育部门早已明令禁止通过手机布置作业，但现实中仍难以杜绝。一项关键原因是：现行教辅材料制度缺乏灵活度。

按照2015年发布的《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各地只能为每学科选择一套教辅书。然而，有的地区在编目录时调研不足，导致学校拿到的材料无法满足不同阶段的实际需求。

例如初三学生，上学期要复习知识点，下学期要强化应用能力，但“一科一辅”只允许征订一次，教师就只能根据需要从其他资料中拍照“拆页使用”。一些地方甚至把教师个人使用的教辅数量也纳入检查范围，老师手中多一本书都可能被指“违规”。

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却不敢合规补订材料，部分教师只能把辅导书一页页拍成照片，让家长自费打印。有的教师心里也很过意不去，只能在群里给家长解释：“学校打印任务太多，我们能做的不多，只能这样。”

微信群的私密性，也使得监督难度加大。家长群、班级群只有特定人员可见，教育督查人员无法查看老师在微信群里的实际布置情况，一旦缺乏家长投诉，违规行为就更难被发现。

打印作业越来越多，背后是执行僵化与监督缺位

学校对集中打印虽然有管理流程，但审批严格，老师要每天找备课组长、年级主任签字也不现实。于是，微信群成了绕开流程的“便捷渠道”。

然而这种便捷牺牲的是家长的时间与精力：

• 经济负担可以承受，但精神压力巨大

• 作业难以减少，反而更碎片化、更耗神

• 学生作业节奏被打乱，减负变“换壳不减量”

在一些社区，免费打印服务甚至成了公共需求的主要来源，而背后的需求几乎都来自学生作业。

改进方向：动态完善教辅制度，让减负真正落地

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不能只把矛头对准教师或家长，更关键的是完善制度、优化流程，让教师有可用的材料，学生有合理的作业方式。

1. 完善“一科一辅”目录，动态评估、及时增补
目录制订应充分听取教师意见，根据教学节奏和学生需求调整，避免材料滞后。对老旧、效果差的教辅要及时剔除，必要的材料应能灵活补订。

2. 学校承担应有责任，保障作业打印需求
教师自主设计校本作业是教育质量提升的表现，不应被成本阻碍。打印费用应纳入学校或上级经费，而不是转嫁给家长。

3. 改进监管方式，增强透明度与反馈机制
教育部门应主动走访学校和社区，鼓励家长和教师真实反映问题，并保护投诉者隐私，使监督变得有效而温和。

4. 强化校本教研，提高老师的作业设计能力
更多学校已在尝试错题重组、自主精选试题，效果明显。应继续推动这类探索，让作业质量高、数量少、形式科学。

“打印作业”不是小问题，它折射的是制度滞后、监管难度和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唯有从制度到监管全链条优化，才能让“双减”真正落实，让家长不再因微信群焦虑，让孩子不再因形式主义负担加重。

真正的减负，不是少布置几张纸，而是让学习回归课堂，让家庭回归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