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工伤认定：被老板性侵后，她患上了PTS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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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21 14:39:38 腾讯新闻

他时常感到焦虑。有一次，心理医生给崔丽丽咨询完后，把他叫进治疗室，想和他聊聊。他拒绝了，“我不承认我有病”。

2024年年末，夫妻俩有过一次争吵。吴东还是希望妻子能回归以前的行业。她在汽车业积攒了大把资源，无论是回去找工作，还是创业，都会有可观的收入。就这么放弃，不值得。

“我不可能当作什么也没发生，又去跑业务。”崔丽丽说。

“怎么不可能？”吴东反问。

“你说怎么不可能？我走到哪都是一个被强奸过的女人。”

吴东抽了自己一巴掌。

现在，他不太想未来的事了。他自己做生意，事发后，他把大多数精力转向家庭。他负责接送孩子上学，每周陪妻子去医院，还要处理案子的事。他们没有聘律师，他是崔丽丽的诉讼代理人。

冷静下来，吴东觉得，还是得有耐心，“不能正过着火车呢，你就非要过这路口。再急，也得等火车过完。”

火车什么时候能过完呢？在妻子面前，吴东不太表露自己的情绪。他对妻子说，慢点就慢点吧，官司打得越久，她的影响力就越大，能做更多的事。

前不久，崔丽丽到北京参加了一档视频访谈节目。录制时，她“哭得稀里哗啦”。回家后，回想起那天的表现，崔丽丽总觉得不满。她不想卖惨，可不知怎么的，面对镜头总是控制不住情绪。

吴东安慰她，录制时的状态才是真实的她，不总是坚强，是“一边脆弱，一边坚强”。她承认这一点，可她还是觉得，得联系节目组，再补录一段。她希望自己能更平静、更理性地为女性争取权益。但她又害怕愤怒消失，让自己失去抗争的心气。

在社交平台上，她还担起了托住别人的角色。和她有类似经历的女孩给她发私信，询问自己该怎么办。她们大多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孩，甚至还有未成年人。她们不敢告诉家人，也找不到其他社会救助渠道。要不要报警？怎么搜集证据？

崔丽丽想，等自己状态再好些，自己可以去高校、企业演讲，让更多人了解职场性侵害。“我们的入职教育，会讲进工厂要穿安全鞋、戴安全帽，但没有人告诉你，遭到性骚扰应该怎么做。”

清明节假期，她同丈夫、女儿去爬山。

路上，有人认出了她：“你是丽丽姐吗？”

“不是。你认错了吧。”她赶紧摇了摇头。

回去路上，丈夫调侃她，怎么不大大方方地承认，再问问对方“要不要拍张合照？”

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这段对话时，崔丽丽难得哈哈大笑。她说，总有一天，她会更大胆地站出来。故事还会继续。

南方周末记者韩谦

责编钱昊平

(责任编辑：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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