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时常感到焦虑。有一次,心理医生给崔丽丽咨询完后,把他叫进治疗室,想和他聊聊。他拒绝了,“我不承认我有病”。
2024年年末,夫妻俩有过一次争吵。吴东还是希望妻子能回归以前的行业。她在汽车业积攒了大把资源,无论是回去找工作,还是创业,都会有可观的收入。就这么放弃,不值得。
“我不可能当作什么也没发生,又去跑业务。”崔丽丽说。
“怎么不可能?”吴东反问。
“你说怎么不可能?我走到哪都是一个被强奸过的女人。”
吴东抽了自己一巴掌。
现在,他不太想未来的事了。他自己做生意,事发后,他把大多数精力转向家庭。他负责接送孩子上学,每周陪妻子去医院,还要处理案子的事。他们没有聘律师,他是崔丽丽的诉讼代理人。
冷静下来,吴东觉得,还是得有耐心,“不能正过着火车呢,你就非要过这路口。再急,也得等火车过完。”
火车什么时候能过完呢?在妻子面前,吴东不太表露自己的情绪。他对妻子说,慢点就慢点吧,官司打得越久,她的影响力就越大,能做更多的事。
前不久,崔丽丽到北京参加了一档视频访谈节目。录制时,她“哭得稀里哗啦”。回家后,回想起那天的表现,崔丽丽总觉得不满。她不想卖惨,可不知怎么的,面对镜头总是控制不住情绪。
吴东安慰她,录制时的状态才是真实的她,不总是坚强,是“一边脆弱,一边坚强”。她承认这一点,可她还是觉得,得联系节目组,再补录一段。她希望自己能更平静、更理性地为女性争取权益。但她又害怕愤怒消失,让自己失去抗争的心气。
在社交平台上,她还担起了托住别人的角色。和她有类似经历的女孩给她发私信,询问自己该怎么办。她们大多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孩,甚至还有未成年人。她们不敢告诉家人,也找不到其他社会救助渠道。要不要报警?怎么搜集证据?
崔丽丽想,等自己状态再好些,自己可以去高校、企业演讲,让更多人了解职场性侵害。“我们的入职教育,会讲进工厂要穿安全鞋、戴安全帽,但没有人告诉你,遭到性骚扰应该怎么做。”
清明节假期,她同丈夫、女儿去爬山。
路上,有人认出了她:“你是丽丽姐吗?”
“不是。你认错了吧。”她赶紧摇了摇头。
回去路上,丈夫调侃她,怎么不大大方方地承认,再问问对方“要不要拍张合照?”
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这段对话时,崔丽丽难得哈哈大笑。她说,总有一天,她会更大胆地站出来。故事还会继续。
南方周末记者韩谦
责编钱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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