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最初想带爸爸去北大六院面诊，但抢了几次号都没成功。后来堂妹帮着挂了一位其他三甲医院的心脏科专家。医生看了爸爸吃的安眠药，却泼了一盆冷水，说吃了这么多药都没管用，他也没什么办法。治疗不了了之，杨凯只能带爸爸回家。结果一周后，妈妈告诉杨凯，爸爸的情况更不好了。

带父母就医需要决心和耐心。去年8月中旬，杨凯终于抢到了北大六院睡眠医学科的号。医生告诉杨凯，爸爸不是抑郁，而是焦虑。医生建议让爸爸住院两周，调整睡眠。杨凯当天就让爸爸住进了睡眠病房。治疗在一个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包括正念治疗、电休克物理疗法和药物治疗。期间，杨凯探视过一次，爸爸告诉他睡得比以前好许多。

黄丽玲带妈妈去医院时，妈妈有些害怕和医生交流，大多由黄丽玲转达。第二次复查时，妈妈变得非常主动，甚至主动告诉医生自己很开心。黄丽玲感觉到了妈妈的异样，医生告诉她这也是抑郁症的症状之一。医生给妈妈开了些药物，起初妈妈按时服用，但在第三次复查时，妈妈觉得医生有些不耐烦，自行停了药物。一个月后，妈妈又开始慌了，变得狂躁，控制不住地抖手抖脚。黄丽玲决定带妈妈换一家医院和医生面诊，妈妈乖乖去了医院，被诊断为抑郁症复发。

Carol也在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她把第一次失败的经历分享到社交媒体上，有人建议她改变自己而不是妈妈。但也有人推荐了一位老师，采用线上方式介入。这次，妈妈同意了，和咨询师沟通了三次。虽然妈妈从未主动和Carol说过自己的感受，但Carol私下问咨询师如何与妈妈沟通。咨询师告诉她要先认同妈妈的付出和观念，引导妈妈换位思考，同时她也应该设身处地想一想，能不能做到像妈妈一样的付出和牺牲。

中老年人的心理问题往往不是突如其来的，多是在各种外界刺激下的爆发。找到根源才能对症下药。Carol想到几年前，妈妈就已经变得不开心了。这背后和妈妈的原生家庭有很大关系。妈妈从小承担起照顾外公外婆的责任，56岁那年，外公去世，又赶上退休，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为了帮妈妈转移注意力，Carol鼓励她多出去和朋友玩一玩。但亲戚们觉得她性情大变，兄弟姐妹之间也开始出现矛盾和争吵。

妈妈不理解为什么姐姐出去玩母亲认可，而自己却不行。她觉得委屈，明明自己才是做事最周到的那个。Carol意识到，妈妈退休后与社会脱节，思维变得固化，不易接受别人的说法。所以每当自己试图纠正妈妈的想法，双方总是不欢而散。

慢慢地，Carol学会了在妈妈面前“装样子”。既然妈妈爱干净，就当着妈妈的面搞卫生；妈妈关注她的体态，就不在妈妈面前驼着背玩手机。她也学会了给妈妈提供情绪价值，夸妈妈跳舞跳得好，组织活动棒。

黄丽玲和妈妈深入聊天后，妈妈袒露了自己在婚姻中的感受。妈妈告诉黄丽玲，自打结婚以来，爸爸就没怎么爱护过自己，把照顾孩子的责任推给她一个人。爸爸的脾气也很差，经常大声讲话甚至吼她。每当她想要倾诉，爸爸都不愿意倾听。黄丽玲意识到，妈妈可能完全没感受到被爸爸爱着。

每次妈妈来广州，黄丽玲都会陪她做各种事情，比如夜游珠江或去公园打卡，让妈妈转移注意力。她会像照顾小朋友一样对待妈妈，无论妈妈说什么，她都会给予回应。她也会鼓励妈妈，夸她做得好，让妈妈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努力终于有了成效。杨凯明显感觉爸爸的情绪好转了，至少能待住了，不会再满屋子来回走了。今年3月，爸爸还找到了一份汛期改造的工作，每天早出晚归，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杨凯心里还是绷着一根弦，担心如果爸爸的肝癌复发会不会再次影响他的情绪。但他佩服爸爸能够独自处理这些问题。

黄丽玲也在陪伴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成长了很多。她已经学会从电话中判断妈妈的状态，每天打电话了解妈妈的情况。她更有耐心了，不再只希望父母理解她的想法，而是为了爸妈付出一些努力。她记录了这段经历，呼吁更多人关注父母的心理问题。

Carol和妈妈的关系也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今年十一，Carol回家时发现妈妈没再强制管着她，也没有批评她，甚至开始听劝了。妈妈实践起了咨询师教导的“表扬要大声，批评要小声”，总会夸Carol做得真棒。离家前，Carol和妈妈感叹，妈妈的状态好多了。妈妈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变了，反而说是Carol在老师的指导下发生了变化。Carol确实也有了变化，不再试图纠正妈妈的观点，更多的是理解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