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律师介绍,倘若职业打假培训的内容是向学员传授如何在合理生活需求范围内维护自己作为消费者的权益,比如向学员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法》等法律法规、在权益受到侵犯时如何取证等,那么该类职业打假培训行为不被法律所禁止。
有自称是打假人的群友发布的和商家协商赔偿的对话。
今年8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针对实践中争议的食品标签及说明书瑕疵认定、代购人责任、小作坊责任、“知假买假”索赔等作出规定。
石彬告诉澎湃新闻,这部司法解释明确针对“知假买假”的案件,要“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惩罚性赔偿请求。无论是普通消费者,还是“知假买假”者,都应当以“生活消费需要范围”作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要件。这既能发挥“知假买假”者打击和遏制违法行为的作用,又能防止其恶意高额索赔,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总之,此次《解释》出台一方面对“知假买假”行为“扬其长避其短”,排除恶意索赔天价惩罚性赔偿金的可能性,发挥其打击和遏制违法行为作用,另一方面又能有效抑制恶意高额索赔扰乱生产经营秩序的‘副作用’。”
关于职业打假的讨论还集中在“挤占公共资源”上。
例如,2023年上海市职业类索赔类投诉数量达到24.6万件,其中年投诉量超过10件的投诉者有近8000人。更早的数据是,2014年,原上海市工商局12315系统共接到职业打假类诉求867件,占当年投诉举报总量的1.9%;2018年上半年职业打假类诉求达到61939件,占同期投诉举报总量的30.6%。
“职业打假作为民间私力救济方式之一,只要在合理合法范围内,揭露黑心商家、维护消费者权益,倒逼商家主动遵守法律法规,那便是功不可没的。”石彬告诉澎湃新闻,但部分“打假人”在追求正义之路时却偏离正轨,利用敲诈勒索等非法手段敛财,填满自己的欲望沟壑。像“铁头”“狂飙兄弟”等部分博主激进维权,甚至不择手段,明目张胆收取“保护费”。这样非但不利于解决市场矛盾,反而会激化社会负面情绪,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也与打假初衷不符。
职业打假人黄林在2017至2018年期间,于东莞市多个地点购买进口食品后,因商品缺乏中文标签或产自日本核辐射地区等问题,向当地食药监局举报,并与商家协商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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