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儿子作为筹码，把女儿当做诱饵。

想要更准确地评价、审判余华英，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是她对女儿的利用。根据检察官指控，余华英作案时，经常会带着年幼的女儿王梅花。这样可以降低被拐儿童和亲属的心理防备，为他们实施拐骗提供有利条件。

失去两个孩子之前，罗兴珍一家生活在贵州省都匀市。她的两个孩子胡华兰、胡华白就曾和王梅花是相识的玩伴。

1996年7月，罗兴珍在都匀市黑桥头摆修鞋摊，丈夫胡照周则在不远处的客车站附近开三轮拉客，一家五口租住在小河边（现都匀市西苑小区）的出租屋里。事发那天，胡照周提前回到家，找了一圈，没看到两个孩子，就赶紧来到罗兴珍的修鞋摊询问。

二人一起到客车站附近的一家录像厅里，找到平时喜欢看录像的大女儿。大女儿讲述，当天中午，「大姐姐」王梅花来家里玩，总是喊妹妹和弟弟去他们家。过了不久，大女儿出门给妈妈送饭，妹妹和弟弟应该就跟着王梅花去了余华英的出租屋。

二人带着大女儿赶紧找到余华英的出租屋。眼前的一幕是，屋子开着门，空无一人，床上的被子、屋子里的行李都没了，家里一片狼藉。

夫妻俩慌了，罗兴珍赶忙去公安局报警，胡照周则赶紧跑到都匀火车站和客车站，都没有看到两个孩子的踪迹。夜色降临，商店纷纷关了门，对罗兴珍和丈夫而言，希望之门彻底关上了。「完了，孩子找不到了！」夫妻俩瘫坐在街边，抱头痛哭。那一年，女儿华兰7岁，儿子华白5岁。

余华英和龚显良分工始终非常明确——龚显良负责找目标、找小孩、找中间人，余华英则负责带孩子，「小娃娃哭喊我哄」。一审中，余华英供述，他们把胡家姐弟带到了邯郸，通过一个名为「喜娘」的中间人，将姐姐华兰以3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名村民。华白则被卖到了另一处人家，但具体的贩卖金额和下落，她并不知情。

梳理余华英参与的案件会发现，她和搭档很少会随机向路人、陌生的孩子下手，而是会精心挑选，对熟人、老乡的孩子下手。

杨妞花是余华英拐卖的第七名儿童，也是她拐卖的第一名女童。1995年冬天，余华英搬到杨妞花家隔壁，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取得了一家人的信任。那时小妞花刚学着织毛衣，整天拿着两根筷子求四姨帮自己削两根毛衣签子，四姨担心戳伤她，不肯帮她，余华英最后用一句「带你去买毛线签子」拐走了杨妞花。

杨妞花记得和余华英上了一辆黑色小轿车后，就睡过去了，醒来已经在火车站。余华英脱掉她的冬装，在垃圾堆捡了一套夏天的破衣服给她换上。

杨妞花也被卖到了邯郸。下火车后，5岁的小妞花就挨了第一顿打，她想上厕所，余华英便把她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但她还没来得及，裤子就湿了。余华英一脚把她踹到垃圾堆里。当她踉跄着想要站起来时，对方又是一脚，如此反复多次。

杨妞花到邯郸后拍的第一张照片图源杨妞花

在这里，余华英带着她在村子了逛了十天，寻找买家。她有时候站在院子里给杨妞花洗头，直接用热水往杨妞花的头上浇，「烫得我满院子跳」。而余华英就在一旁斜着三角眼盯着她，恶狠狠的。

在这段时间里，余华英和村里许多男人都保持着男女关系。杨妞花则被安排站在寒冬里放哨：「只要人家老婆回来了，我就通风报信。」记忆里华北平原的冬季又干又冷，她站在不同的院子里浑身打颤，「一直找太阳，太阳挪一步我就跟一步」。

最终，余华英将她以2500元的价格通过中间人王国付卖给了一户人家，她告诉买家：孩子的父母太穷养不起，托自己给孩子找个家。

1993年至1996年，是余华英作案高峰期，她和龚显良一起从重庆、贵州等地拐卖了11名儿童至河北邯郸，其中有3对是姐弟或兄弟。根据一审判决书，被拐家庭大多不富裕，有的父母是环卫工，早出晚归；有的父母在街边补鞋。

余华英也辩称，拐卖儿童的钱交由龚显良管着，「他是当家的」，自己并没有花过多少钱，也没有从拐卖中获利。2000年，两人因涉嫌拐卖儿童被邯郸警方刑事拘留，但余华英两个月后被释放。

2002年，余华英又开始与出狱的丈夫王加文搭档，拐卖儿童，卿素华一家也是「被选中的熟人」。

当时，卿素华一家在云南大理下关镇做小生意，因冬季户外寒冷，怕孩子的脸被风吹坏，白天他们将小李聪安置在亲戚家的小卖部，晚上再接回家。而王加文和余华英就住在小卖铺对面。

王加文出狱后，性格不改，经常在街头摆象棋残局行骗，没事就来小卖铺逗李聪，前后不到两个月，就跟孩子混熟了，李聪称王加文为「王伯伯」，卿素华记得，只要王加文招呼一下，不用拿零食引诱，李聪就会跟着他走。

出事那天，卿素华和丈夫叫李聪吃午饭，却发现儿子怎么都找不到。卿素华想到了王加文，她打电话给他，但对方一直关机。将近两个小时之后，王加文若无其事地回来了。让卿素华印象深刻的是，自己和丈夫找孩子已经焦头烂额，但王加文「漫不经心的，还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聪被拐走的时候，云南正赶上冬天，天气极冷，大风呼啸。卿素华一家也停在了2002年的这个冬天，很多次，她都想着从洱海边跳下，痛苦是不是就了结了。

卿素华后来才意识到：「自从王加文走进小卖部看到李聪之后，孩子就已经成了他的猎物。」

余华英被捕后，2023年7月，长期下落不明的王加文也被云南警方控制。卿素华和丈夫一起指认，在20多张照片里，他们一下子就认出了王加文，20多年过去，他们始终记得这个人的长相，「他变老了，牙齿掉了，嘴巴瘪了，但轮廓还是没有变的。他的样子一直刻在我们脑海中，我们不敢把他忘记，就是他偷走了我们的孩子，只是他不承认而已。」

以接近熟人为手段、再以女儿作诱饵，这样的拐卖过程让很多人为之愤怒。某种程度上，在余华英所牵涉的案件中，王梅花始终被利用、被算计，也是被忽略的受害者。

余华英被捕后，一共公开庭审了三次，她的女儿王梅花都没有到场。有记者找到了王梅花，如今她已经36岁，她说自己不会去参加余华英的庭审，也不愿意再提及她拐卖儿童一事。

图源电影《灿烂的她》

煎熬的、遗憾的

孩子被拐后，他们的父母就永远留在了原地，未来的人生很难真正展开。

华白和华兰消失后，罗兴珍和胡照周鞋摊不摆了，也不再拉客了。两个人每天就徒步在城市里寻找，依旧没有孩子们的下落。

孩子被拐后的第三天，都匀下了一场很大的雨。罗兴珍觉得，这不是一种偶然，「这是不是孩子在哭啊！」

当地民政局的一位办事员跟罗兴珍说，你的孩子、特别是二女儿应该有记忆了，你就在老地方摆摊，不要乱跑，孩子会来找你的。

从那时起，罗兴珍便没有离开过她的修鞋摊。几年前，都匀当地的记者走访了罗兴珍的鞋摊。就在平桥客运车站附近的街边，离她租住的房屋有5公里。鞋摊最显眼的就是一块红底的宣传板，上边印着两个孩子的照片，写着华兰和华白失踪的信息，也记录着他们和父母一起短暂生活过的痕迹——一家人居住在一条30多米宽的大河边，孩子们经常叫爸爸骑车带他们出去玩，三姐弟关系好，会一起到汽车站看录像。罗兴珍在板子上印下了一句大标题「二十年了，华兰、华白，全家人等你们回家」。多年过去，寻子的宣传板因为褪色、破旧，已经换了好几块。

孩子在身边，父母总是满足的，生活总有一股蒸腾向上的热乎气儿。胡照周是退伍军人，他和罗兴珍的老家都在四川广安，1980年经人介绍后二人结为夫妻。1981年，因为家里穷，他们来到都匀谋生。那段时间「尽管经济不富裕，房子也是租来的，但是一家5口生活在一起，也同样有笑声」。罗兴珍回忆。

找孩子是一场耗费精力和财力、夹杂失望和希望的战斗。夫妻俩花了700元——那是当时家里全部的积蓄，又找亲戚凑了点钱——在当地电视台打了7天的寻人启事，没有任何音讯。一直以来，罗兴珍和丈夫都过着极度拮据的生活。平时，罗兴珍花一两块钱就能解决一顿饭，狭窄的房间里堆满了她捡来的水瓶，她想「过几天卖了，换点钱，买点大米」。下雨的时候，罗兴珍也不收摊，在头上套一个塑料袋，披一块破雨伞布，穿上雨鞋，继续守着摊位。

两个孩子不知下落，他们少了生活的支撑。他们在每个团聚的节日都更厌恶分离，也更渴望重聚，「别人家炮竹声声，我们却在暗地流泪」。

思念至极的时候，罗兴珍会拿出仅有的几张照片，看一看，摸一摸。姐弟俩都有个大脑门儿，比较容易辨认。两个孩子在家的时候，他们只拍过数量不多的几张照片，找孩子的过程磨损了一多半，留下的几张，罗兴珍一度保存得很完好，会小心收在信封里。

罗兴珍曾找大师算了一卦。算卦的那天，她拎了一只大公鸡，又给大师带了几百块钱，大师告诉她，孩子满16岁的时候就会自己找回来。

罗兴珍信了，也把这句话当成了生活下去的念想。可现实并没有走向玄学，甚至也没有让罗兴珍看到希望，她想过很多次，「孩子都应该比我高多了，可惜这么多年没见，不知道要是见到了他们，变化大不大？」

痛苦和恨意无处发泄，罗兴珍和丈夫只有一个目标——在人海中，捞回孩子。罗兴珍记得，20多年里，丈夫一共回来过五次。为了找到华兰和华白，胡照周开始流转不同的城市打工、攒钱。有记者曾经在珠海一个工地找到了他，他正和几个年轻小伙子一起，在一处地下通道里装电缆。他将近60岁，上了年纪，很多工地都不愿意收他，白天有活儿就去打点工，没活儿的时候他就拿着两个孩子的照片，在街上问。

更多时候，被拐家庭活在未知中，苦闷和煎熬是常事。2016年12月，贵州、广东公安机关重新为罗兴珍夫妻采集了血样，录入DNA数据库，希望早日能找到华兰和华白。

过去的日子，有人劝罗兴珍别再开鞋摊了，太辛苦。但罗兴珍每次都会想，自己要继续在鞋摊待下去——留下来，孩子还知道回家的路，「我不知道我这对儿女会被卖到农村还是城市，不管他们被卖到哪里，我相信，他们长大后，一定会来找我们。所以，我哪里都不敢走，我一个人在都匀生活，一个人守摊，不管挣不挣钱，我都要在这个摊子面前等他们到来。如果我走了，他们来了，就找不到我了。」罗兴珍说。

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一个寻子家庭都能熬过如此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岁月，最终等到归来的孩子。在等待之外，疾病和死亡往往比孩子来得更近、更早。

张荣仙的儿子王艳龙、王能能是第一对被余华英拐卖的兄弟。1994年，他们被余华英拐走后，张荣仙的丈夫精神上遭受了巨大打击，曾两次跳河轻生。虽被好心人救起，却始终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只能频频借酒消愁，最终导致重疾卧床。

1994年7月19日，陈丙连在都匀的百子桥上摆摊做生意，大儿子肖正涛带着5岁的弟弟肖正俊在附近玩耍时，余华英用一根冰棍拐走了肖正俊。此后20多年，夫妻俩辗转多地寻子，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他们还将肖正俊的照片制作成扑克牌，希望更多人关注到。但几年前，陈丙连的丈夫因病离世。

杨妞花丢失后，她的父母曾带着杨桑英、背着棉被整天睡在火车站找她。寻找数月无果之后，他们带着杨桑英回了老家。父母因无法承受女儿的丢失，度过了痛苦的四年——妈妈经常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妞花想吃什么呀？想要什么呀？」有时候，妈妈会在饭桌上给她摆上一双碗筷。

爸爸则开始整日酗酒，贵州老家的村里有一个习俗，有人去世，家里人会买一头牛。小时候，爸爸带杨妞花去吃席，杨妞花跟爸爸说：「别人家的牛太小，等爸爸死了我给买头大的。」后来，她第一次见到骆驼，觉得比牛威武多了，又改口说：「给爸爸买个骆驼。」杨妞花丢了，爸爸喝酒后满地爬，边哭边喊：「我的骆驼呢？我的骆驼呢？」

1997年，杨妞花的父亲杨新民因长期酗酒胃出血去世。

杨桑英告诉杨妞花，「爸爸走的前一晚，将脑袋埋进被子里哭了很久。我在一旁哭着劝爸爸，『爸爸，你再坚持坚持。』可爸爸当时就是不看我。」次日，杨桑英和妈妈回家后就发现爸爸不行了，床边放着两瓶空掉的老鼠药。两年后，妈妈熊棉衣郁郁而终。

父母离世，杨桑英彻底成为孤儿，那一年，她不到12岁。姐妹二人重聚后，杨桑英曾直白地告诉杨妞花：「你爸妈死了，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妈也不会死。」

「已经没得亲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