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间“牢房”里，时间变得漫长。她的希望被消磨殆尽，常常感到呼吸困难，视力也越来越差。她失去了自由、尊严、人格，连阳光和新鲜空气都成了奢求。每到过年，闻到竹笋和椿树芽的味道，她知道这是春天；当窗外响起花炮声，意味着又挨过了一年。她想念家人，特别是妈妈。

2014年的一次电话中，邓洁听出了女儿的声音。张玲提出需要1万块钱，嘱咐不要报警。邓洁和家人商量后决定暂时不报警，约好交钱的那晚，张玲最终没有出现。此后，钟鹏变得更加紧张，不准张玲晚上开灯，安静坐着也会责怪她砸门。

转机发生在2014年的一个下午，钟鹏的大女儿放张玲下楼打扫院子。她试图逃跑，但长期的封闭让她连路都不会走，很快被钟鹏的女婿鲁宁撞见。鲁宁发现后，钟鹏开始转移张玲。几天后，钟鹏把身份证还给她，让她立刻跟自己走。那晚，张玲跟着钟鹏走在田间小路，到了镇里的公共汽车站。

2014年10月，张玲被带到桃源县热市镇的一座村庄，遇到了薛丹。薛丹不忍心看着张玲陷入危险，多次阻止钟鹏带走她。渐渐地，张玲开始信任薛丹一家，重获自由后的她依然难以适应。她洗了五年来的第一个热水澡，白天劳动，晚上睡觉，没有人再打骂她。她拥有了第一部手机，可以自由地联系任何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张玲说话时开始带着笑容直视对方。她种上了辣椒、毛豆这些常吃的菜，还种了两棵盛放的玫红色月季。但她仍会时不时感到恐惧，厕所的异味让她不想上，大风把门吹得响，她会害怕。面对丈夫，张玲也无法完全放下戒备，平时他们分房睡。

她牵挂与钟鹏生下的女儿，现在没人能阻止她们相见，但因为陌生，女儿只在周末才来一天。她珍惜这短暂的相处时光，但有时候看到女儿那张与钟鹏相像的面容，头就开始疼。

如果没被囚禁，人生会怎样？张玲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过去的她要强，考上了专科，同时修完了本科项目，拿到自考本科学历。同宿舍的朋友都谈恋爱，只有她在学习，拿到了导游证、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水平证书。

14年后再见面，邓洁觉得一切都变了。张玲胖了、黑了，头发绾在脑后，额前散着细碎的刘海，架个眼镜。旧衣旧鞋一身土气，走路低着头，连方向都分不清，完全没了当初的风采。口音也变成了桃源话，只有叫“爸爸”“妈妈”时才有些从前的爽快。

邓洁把她带回家，但在干净整洁的房间里张玲显得格格不入。她最拿手的是播种、收割、洗衣和做饭。邓洁给她买了几套风衣和毛衣，但她一件没要，觉得这些浅色柔软的新衣穿上干活不方便。她更习惯挽起袖子走在乡下的小路上，随手摘一些野果搓两下就放进嘴里尝。

邓洁觉得女儿变化太大了。两人还没聊多久，张玲就要进屋自己待着。妇科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她就急着要走。一天凌晨，她坐在客厅把起夜的张忠凯吓了一跳。她告诉父亲想回去，临走前还拎了好几兜鱼和肉带回去给婆婆一家吃。

邓洁愿意接纳女儿的新家庭，承诺帮她带孩子，也可以联系一切能联系的人介绍工作。但张玲清楚，走出来并不简单。她主动选择了封闭，在农村家里不用担心遇到陌生人。偶尔她还会被噩梦惊醒，至今不敢独自散步，但身处家中就能获得宁静和安全感。

她把自己的生活半径缩小，重获自由的十年间甚至没有去过县城。在这里，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尊重和话语权。薛丹一家都觉得张玲聪明能干，大事小情都由她掌管。她规划着这个家庭的未来，让丈夫去考电工证，丈夫照做，每天趴在桌前学习。

但在父亲眼里，他始终无法认可这场婚姻。在家的五六天，张玲哭了好几场，父亲总是强调别人家的孩子出国、拿奖学金，自己的孩子却嫁了一个“又老又穷”的男人。亲戚们再一次围住张玲，劝她减肥，劝她再想想未来。现实且粗粝的清苦生活让她不得不考虑重新回到城市谋一份生计，尽管她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扎进人群，告别恐惧。

有关部门正在提供帮助。桃源县妇联正在帮助张玲寻找工作机会，教育局则安排了张玲的女儿转学到热市镇，并做了心理疏导，让她慢慢接受真相，回到母亲身边生活。父母还在迫切地等待着女儿的回归，为她准备好了一切。收到判决书的当天，她带女儿去派出所改名字，不再姓“钟”，随了丈夫的姓——她相信，这会是个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