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丽华说,过去这些年来,国家在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政策改革方面,比如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少年审判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当下我们非常缺乏一个针对孩子咨询服务的平台,不能专业、有效、及时地提供服务。有时候孩子们在线上接触到一些不良信息,甚至是性引诱,也可能在线下受到伤害,并不愿意把相关的情况和父母老师讲,这就可能导致侵害继续发生,并且有遭受更大伤害的风险,犯罪分子也会逍遥法外,去伤害更多的人。这时候需要一个可信赖的第三方平台,对遭受侵害的女童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告诉她这个行为的性质,以及下一步她自己应该注意的问题。
孙雪梅还指出,无论是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均有被性侵的风险。“女童保护”统计的2023年媒体报道的202起性侵儿童案例中,有134起表明了城乡地域分布。在这134起案例中,发生在城市的72起,占比53.73%;发生在县城的45起,占比33.58%;发生在农村的17起,占比12.69%。这与往年数据趋势基本一致。这组数据反映的问题是,“城乡发现率”的不均。城市地区儿童比农村地区儿童受到更为密集的来自家庭、学校及社会的监护。受人们观念认知、司法完善程度、媒介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农村地区儿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更不容易被发现,更难进入司法程序,更难进入到大众视野中。
“农村地区仍有大量留守儿童群体,他们缺乏家庭监护,学校及社区的自我保护教育及基础生理教育与城市也存在较大差距,很多孩子不了解如何分辨性侵害、不知如何应对。所以‘女童保护’在防性侵教育普及的过程中资源也会向偏远地区倾斜。”孙雪梅说。
孙雪梅建议,对于防治儿童被性侵工作需加强对家庭内部性侵害的监控和法律干预,为受侵害未成年人更完善的兜底保障制度。例如落实政府部门、检察院、妇联、共青团等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加强社会服务机构对有潜在风险家庭的定期访问,提高社区对此类问题的敏感性和响应速度。同时,教育部门应加强对儿童及其家庭的性教育和权利教育,确保儿童了解自身权利,知晓在遭遇侵害时的应对策略。
“推进儿童防性侵综合保护体系完善,提升社会观念和认知,是一项长久的工程,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从政府到民间各个方面的协作努力。”孙雪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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