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妈妈的电话响了,电话那头传来姥姥焦急的声音:“阿瑶,诗诗有联系你吗?我给她打了十次电话,都没人接。”我的心猛地一紧。姥姥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会担心我是死是活的人。但半个星前,我的声带也开始变得僵硬,说话越来越困难。为了不让老太太担心,我以期末考试为由切断了与她的联系。如果姥姥知道了我的死讯……
听到我的名字,妈妈脸上的温柔消失了:“她的事你问我?她肯定是去哪里疯了,死在外面才好呢!”姥姥试图为我辩解:“诗诗是我见过最听话的孩子,她从不出去疯,连去邻居家都会跟我……”“好了妈!”妈妈打断了她,“这个人的事,你就不用跟我说了!”姥姥还是不放心:“但明天就是诗诗22岁的生日了……”听到姥姥的话,我才意识到自己死在了22岁前夕。妈妈用尽了所有耐心,终于忍不住爆发了:“我供她吃供她住,连银行卡都给了她,我不欠她什么!”说完,妈妈挂断了电话,甚至把姥姥拉入了黑名单。我的灵魂在颤抖,仿佛经历了一场比解剖还要剧烈的痛苦。原来,母亲对我有着如此深的恨意。我甚至不清楚这恨意的根源。从我有记忆起,母亲就称呼我为“倒霉蛋”。我的诞生让她失去了去牛津医学院深造的机会。生下我之后,她连产后的休养都没做,就立刻回到了工作岗位。但不管她如何努力,都无法超越那些有海外背景的同行。因此,母亲恨我阻碍了她的事业,也恨我父亲为了娶她故意破坏了避孕措施。在我五岁那年,父亲终于忍受不了无休止的责骂,同意了离婚。他们俩都把我当作累赘。只有外婆愿意接纳我,于是我跟着她去了乡下。
在我八岁生日那天,村里的人说母亲资助了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他们嘲笑我被彻底遗弃了。那天,我不顾倾盆大雨,带着我最自豪的作品去找她。那幅画名为“家庭”,赢得了全国中小学生绘画大赛的一等奖。我想让母亲知道,我并非一无是处,也能让她感到骄傲。但直到我生命的终结,我所得到的只有一句话:“她要是死在外面就好了!”现在,我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死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死在冰冷的手术台上。母亲,您现在能原谅我了吗?
10月18日凌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妇产科原主任杨虹医生去世,享年64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决定将遗体无偿捐献给母校,成为医学生们的“大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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