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江平进入产业领导小组之后，意气风发地做了很多事情。

首先是建场馆。赵江平回忆道，当时江山只是老体育馆里有四片羽毛球场地，这远远达不到承办任何羽毛球赛事的要求。那时体育局手里是握着一块被批转的菜地的，但因为资金不足，这块地迟迟没能开工建馆，旁边的妇幼保健院虎视眈眈盯了很久，很希望市政府能够把这块地批给他们。最后是靠市羽毛球协会帮忙筹资106万元，终于把羽毛球馆建了起来。羽毛球协会副会长郑迅当时自己拿出了30万元，他告诉本刊，作为羽毛球的爱好者，他迫切地希望江山能有片好的羽毛球场地，“江山在金衢盆地的尾巴上，从南到北是一片狭长的河谷地带，风常常刮得很大，就像穿弄堂似的，在江山没有室内羽毛球场地是没法打球的”。

体育局旁边的羽毛球馆成立后，城北又建了宏胜球馆，赵江平告诉我们，赶在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提出体育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契机，体育局提出了与李宁公司一起建设虎山运动公园的15亿元投资计划，“体育总局提出这个新战略的窗口期很短，在我们之后，再没有其他项目审批通过了。当时也是因为这个战略的缘故，省里才同意我们建设，因为我们地方财政收入只有19亿元，以往只有10%的投资规模才会被允许”。虎山运动公园在2019年破土动工，很快各场馆就投入了使用，“其中的篮球馆设计成了三面看台，有一面是移动墙，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开。比如我们举办大型羽毛球赛事，拉开之后，场地可以扩展成两倍”。

除此之外，交通也非常重要。“以前没通高铁时，从北京只能在南苑机场坐中联航的航班到衢州，之后还要一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江山。我们有一次接一批客人，本来坐飞机时就体验不佳，下来听说还要再坐一个小时车才能到，当即就不太高兴了。”赵江平介绍道，2014年，江山成为第一个开通始发高铁至北京的地方县级市。

场馆和交通问题解决之后，赵江平开始紧锣密鼓地为江山拉赛事。2006年，赵江平通过一个在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工作的江山老乡介绍，联系上了中国企业体育联合会。“当时就是想尽办法去找赛事，企业体育联合会说，他们可以举办羽毛球赛，于是就有了连续三届全国企业羽毛球赛，还请来了李永波教练和张宁、葛菲、于洋等羽毛球世界冠军。”这次比赛，赵江平让周建军做冠名赞助商，“那时候大家的意识还没有那么强，航宇也是被政府推着走的。但是比赛一出来，外地的企业就很羡慕，你像富阳，是羽毛球拍企业集中的地方，他们就很羡慕我们能组织这么高规格的羽毛球赛。”赵江平说，第一届比赛请来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所以省领导也来了，通过这个机会，省里才知道我们有羽毛球产业，这一下就拉近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

为了全力支持羽毛球企业的发展，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江山获得了一个火炬手名额，赵江平说，很多地方都是体育局局长去当火炬手，但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了航宇。航宇派出了年轻有活力的周建荣，“火炬刚传递完，航宇就把周建荣举着火炬的照片做成了包装纸，印在球筒上，那一年也是它们的销量上涨最快的一年。”

“应该说我们当地政府的工作作风跟周围其他省市相比是很不同的。”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旭向本刊分析道，“浙江老百姓能干能吃苦，总是推着政府来做事，我们的民营经济因此就发展得好。”江山市是由衢州代管的县级市，位于浙江西南部，与江西和福建交界，与安徽也相隔不远，王旭在工作交流中常常有所体会，“还是浙江省‘官味’最淡”。江山市体育局也因为卓著的成绩，成为浙江省内唯一一个保留下来的县级体育局。

在这一轮原材料涨价风波中，江山市政府同样在积极地想办法为本地的羽毛球企业解困。原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姜方云刚刚带队去安徽六安的羽毛球厂进行了考察，他告诉我们，下一步将提出方案，在江山办羽毛球切片加工厂。“浙江对工业污水管理很严，过去我们觉得洗毛的污染很大，所以一直是从安徽无为等地采购羽毛切片回来加工。但这次考察完，我们觉得污水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切片厂，就更能把定价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最积极响应这个提案的是江山多娇总经理吴伟星。作为企业规模第二的江山羽毛球企业，吴伟星也是从吴村开始起步，通过自己对生产环节的严格管理，逐渐在市场上站住了脚跟。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他凭借人民币兑韩元的汇率优势，打进了韩国市场，现在成为当地排名前三的大型供应商。跟周建军相比，他的资金规模稍小，更希望以建厂的方式来抵御涨价风险。排在江山多娇后面的两家企业信达和三鑫，前者在几年前已将一部分生产重心转移到了乒乓球桌的境外销售上，减少了羽毛球的生产规模；后者则是积极寻找市场上规模较小的客户进行营销。跟赞助专业体育比赛的尤尼克斯和资本实力雄厚的亚狮龙等大品牌相比，江山企业坚持走差异化的中低档路线，在大众领域获得了可观的市场占有率。

中产打不起的羽毛球一半来自这个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