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销科长到羽毛球大王

面对近一年的原材料价格冲击，周建军比别人更淡定些。由于资金雄厚，在羽毛切片市场上能够掌握更多的主动权，他还是保持了一如既往的生活状态，除了验收羽毛切片时要到厂子里去，平时他大多待在老家贺村镇山底村的村委会里。他不但是企业主，也是山底村连任多年的村支书。村委会一旁是他建的四片室内羽毛球场，广场斜对面还有块地在兴建一所羽毛球博物馆。虽然航宇的工厂早已从村里搬到了市区，但他一直没进城住，始终跟老伴住在村里的老房子里。当年他刚办企业时，还在堂屋中间支起煤炉烤干羽毛球线圈上的胶水，如今这房子跟周围有钱人盖起的洋气别墅相比，逊色了不少。

山底村原属吴村镇，后来跟吴村一起并入了现在的贺村镇。车拐进贺村镇的大路旁醒目地矗立着羽毛球小镇的雕塑和字样，说是贺村，但这个称号更准确一点应该归于吴村。江山最主要的几个羽毛球生产企业的老板全都是吴村人，这其中生意规模最大的是周建军的航宇，在江山50多家羽毛球生产企业中，航宇和多娇是仅有的两家规模以上企业，其中航宇的产值又远高于多娇。江山市体育局办公室负责人毛武俊告诉我，几年前江山市政府曾做过市场调研，江山市一年生产羽毛球1.8亿只，在全国羽毛球产量上占据相当比重可以说，航宇是国内羽毛球行业的领先企业，尤其是在中低档市场上占有明显的优势。

“吴村人能把羽毛球做起来，跟当地人敢闯、肯吃苦的性格是分不开的。”曾在贺村镇当过镇党委书记的江山市人大原副主任王旭告诉我们，位于市区西南的贺村镇由原本的吴村镇、淤头乡、敖平乡等地组成。“贺村镇是码头，敖平乡人种地，只有吴村镇的自然条件最不好，历史上灌溉问题严重，人多地又少，这里的人比较敢出去打拼，创业的人不少。一个小小的村镇在80年代敢办水泥厂，这个气魄不小。”王旭回忆道，80年代，江山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吴村作为当地经济最活跃的乡镇，不但开了水泥厂和消防器材厂，也因为这里有一个规模很大的江山白鹅交易市场，政府提议成立一个羽绒加工厂，把鹅的副产品也做起来。江山白鹅原本是一个地方优良品种，但在90年代末因政府保种不力，白鹅的养殖和交易都日渐式微，但是以羽绒和羽毛为原料的企业生产却在当地保留了下来。

“羽毛球大王”周建军是江山的一个传奇人物，除了创办全国最大的羽毛球生产企业航宇，他还坚持做了30多年山底村村支书

周建军今年62岁，在1994年创办自己的企业之前，他在1982年当上了吴村镇羽绒厂的供销科长，1985年羽毛球厂又从羽绒厂里分出来，他又去了羽毛球厂工作。虽然王旭评价周建军“敏于行而讷于言，脑袋非常聪明，但说话吞吞吐吐”，但只要愿意打开话匣子，他的坦诚度远高于其他羽毛球企业的老板，这从侧面展现了他的王者之势。

能人周建军在进羽绒厂之前，已经是万元户了。周建军告诉我们，高中毕业后，他先是去做了赤脚医生，后来又跟人干起了长途贩运的买卖，60吨黄豆装满一车皮，一毛钱一斤，一趟车就可以赚1.2万元。“我这就叫投机倒把，后来害怕了，怕被定性为犯罪。”周建军大剌剌地说道，于是他躲进了乡镇企业跑供销，一开始很愁没有销路，“去过广东，那边打羽毛球人多，但是海陆丰那里比较排外，有企业已经把市场垄断了。再加上有一回我去一家企业推销时，上到二楼办公室，看到老板把脚跷到桌子上，好像正在吸毒，把我吓死了，赶紧跑回来。”丢掉广东市场之后，周建军又去过福建沿海地区，但半个月只卖出去两箱，“而且是卖完之后才给钱”。最后他还是跑回了浙江，在义乌市场上终于打开了销路，“别看那时候市场很破，露天搭的水泥台，跟菜市场似的，但我发现市场上居然没有羽毛球，只有几分钱一个的塑料球”。周建军找到一家做体育用品批发的老板，对方欣然收下了他的100箱、5000多打羽毛球，并且很快卖光了。

在打通销售环节之后，供销科长周建军也一直在琢磨着生产上的事。“羽毛球有29道工序，我们一开始几乎就是在瞎做。”为了能让厂子改进工艺，他在潮汕待了一个月，“专门去看球托是怎么磨出来的。人家也不愿意告诉我，我就趁别人都午休的时候，把他们的磨头机拆开了看。光凭脑子记，回来之后找到农机厂，把图纸画下来，用PVC板做模具，现组装一台机器出来。”

后来他又不满足于只靠义乌市场。“当时我们有个客户是上饶市羽毛球厂，他们收了我们的羽毛切片，再做成羽毛球卖给别人。”周建军说，他想知道上饶把羽毛球卖去了哪里，这样就可以跳过他们，直接跟销售商对接，“但是上饶的厂长肯定不会告诉我啊，我就假装有财务问题去找他们的会计。厂长把客户捂得很严，有名片一定是揣在身上，但是财务没这个警惕性，他们把客户的名片压在玻璃板底下，方便沟通账目。我去了就找到了绍兴东风体育用品厂的电话。”周建军说，这是一家历史悠久，同时很善经营的厂商，“是绍兴国有企业里面最后一个改制的。”等他90年代成立了自己的航宇公司，又继续跟绍兴做了很长时间的生意，企业改制时，他顺便把绍兴厂里做羽毛球的老师傅挖到自己厂子里，给航宇做了好几年的技术指导。

因为前期经过了很多努力，等周建军决定自己出来单干时，一切都进展得特别顺利，“镇企业时期已经帮我试了错，筛选出了那些最优质客户，我只要跟他们做生意就很稳了”。1998年，江山市政府表彰10个行业的领军人物，周建军被授予了“羽毛球大王”的称号。改善技术的同时，企业机械化设备的研发也在不断推进。他与汕头一家机器生产商一直在紧密合作，让生产可以变得更精确。现在这些设备不但应用得越来越广，汕头制造商也开始反向做起了羽毛球制造的生意。

“他看起来是顺利，其实是因为他比别人眼光更长远。”江山市体育局前局长赵江平对此评价道，周建军在几个关键节点上全都果断地转身，这样一下子就拉开了别的企业与他的差距。首先是21世纪初，周建军决定从最低端的室外球转向做高端一些的室内球。“如果一直安于与义乌合作，是接触不到真实市场的。”赵江平分析道，周建军当时开拓了国外市场，在销售低端室外球时，有客户问他是否也在做室内球，“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如果一直走低端，很可能在几年之后就失去竞争力了。”

比产品转型更加重要的是周建军的两次迁厂。赵江平说，贺村镇政府为了扶持羽毛球企业，原本打算在白鹅交易市场旁边开拓羽毛球一条街，很多企业都因为政策优惠，选择了入驻，但周建军在当时坚持要把厂子搬到市区里去，“那时正是国企改制和下岗潮，市区的纺织厂破产，他觉得自己要做室内用球，对员工素质有更高的要求，于是就买下了纺织厂，并且直接雇用了厂里的这批下岗女工。”相比之下，贺村试图打造的羽毛球一条街，没过多久就因白鹅交易市场关闭而失去了活力。

2011年，周建军再次迁厂，这一次他又买下了濒临破产的丝绸厂。“当时政府是十分困难的，也希望有合适的企业能来接手。”赵江平回忆道，是他极力向周建军推荐了这个厂址，“位于城乡接合部，比纺织厂的面积大很多，能方便他扩大生产。”除此之外，政府也非常希望航宇把厂子接过来，“在这里布局劳动密集型企业是最合适的。羽毛球对人工需求量大，即便现在都已经是机器化生产了，但是仍然需要工人一人维护几台设备的运行。航宇来了，纺织厂的下岗职工就能保住饭碗了。”赵江平说，在今天看来，搬到城乡接合部也更适合当下，“现在郊区的陪读妈妈特别多，她们因为要接送孩子，很多工作都做不了，但是在航宇可以，周建军允许工人中间出去照看家，等忙完再回来继续工作，这种灵活用工制度一下子解决了很多问题。”

江山羽毛球生产的机械化参与程度非常高，同时它仍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

与政府的互动

作为年产超过600万打、生产7200万只以上羽毛球，占据1/4国内中低端市场的行业巨头，依然俭朴生活在村里的周建军，始终跟村子发生着密切的联系。

他保留了最低端的生产线，按照赵江平的说法，是为了给农村的妇女劳动力一口饭吃，“这些产品可能不赚钱，但是他一直很感激当年村里人对他的帮忙，只要是能解决一些人的吃饭问题，他就愿意把这些产品留着”。

村里因他的企业也产生了包装和球托制作的家庭作坊。一个50岁开外的男士在家里给航宇做球筒的包装，工厂定期送来原料，他在圆筒外面包上包装纸，每50筒装一箱，每箱报酬为2.6元，一天可以包30箱，在圆筒两端装上塑料盖子，再另外算钱。制作球托的一家是夫妻档，满院子各房间都改成了车间。男主人告诉我们，20多年前他从部队退伍回来，给航宇送货，后来周建军就问他，要不要学着加工球托，他陆陆续续地买设备，投资了五六十万元，现在每年大概能赚二三十万元。“少了少了，肯定是说保守了。”村里一位做羽毛球生意的老板说道，给航宇做球托，一年肯定不止这个赚头。

作为村干部，他也擅长把握人细微的心理变化。“他会利用体育局的名号为村里捐款。”

赵江平告诉我们，周建军会把钱拿到体育局，以局里的名义向下拨款，“他说，如果这钱是自己直接拿出来捐给村里改善基础设施，村民只会觉得你这个企业家小气，不过是拿出这么一点钱而已。但是通过体育局就不一样了，村民会认为这是村支书为村里争取到的政府支持，能拿到10万元是很不容易的，村民会领情。”

已经退居二线的赵江平和周建军同岁，多年相处中积累的情义让两人的关系变得非常放松，在旁人面前也会不见外地消遣对方。

2006年，担任江山市体育局局长的赵江平进入到了羽毛球产业领导小组。他回忆道，这个产业领导小组当时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市政府一共成立了六个小组，除了羽毛球，其他是木业、消防、纺织等在本地发展规模很大的行业，羽毛球虽然直到现在总产值也只有3亿多元，但始终受到市委市政府的重视，这是一个健康的朝阳产业。”赵江平说，首任领导小组成员是市委办、工商局、个私办和法院的领导，只是把羽毛球当成跟其他行业一样的普通产业来做，“过了两年，领导小组和企业出去考察之后，大家才意识到发展这个行业需要体育局的参与，产业要和运动结合起来才能发展得好。”

江山体育局前局长赵江平曾意气风发地做了很多羽毛球产业与运动相结合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