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助产士的自白》剧照
这是近期纪录片《印度助产士的自白》里记录的真实故事。纪录片的记者兼导演阿米塔布,出生于比哈尔邦东部的一个村庄,那里流传着一则民谣:“如果出生的是女孩,就要扔掉;如果出生的是男孩,要受到欢迎。”
1995年7月,阿米塔布回家看望父母,却被当地的一则新闻吸引:因为担心未来生活费用和嫁妆,11月大的女孩被父亲勒死,这是比哈尔邦报道的第一起杀害女婴的案件,也成为阿米塔布关注杀婴问题的开端。他开始访问周边的助产士,这群乡村助产士在镜头前承认,她们经常夺走新生女婴的生命。
纪录片中,年龄最大的助产士是哈基亚,她很早便开始从事助产士的工作,有着近60年的经验,她自称在整个工作生涯中杀死了12-13个女婴。
年龄最大的助产士哈基亚,从事助产士工作已达近六十年
/纪录片
《印度助产士的自白》截图
“当女孩出生时,她的家人们会锁上房间,拿着棍棒出现在我们身后。
”哈基亚回忆着每次杀婴的场景,“他们会说:
‘给你50卢比(约4元人民币),杀了她吧。
我们已经有四五个女儿了,她会带走我们的财富。
一旦我们为她提供嫁妆,我们就会饿死。’”
哈基亚将盐或者尿素等化学药品喂到女婴的嘴里,等待她走向死亡。
另一位助产士巴戈从小跟着祖母出入各个家庭,为人接生。虽然她没有接受过教育,但是非常聪明,在生产方面,她比很多医生和护士都有经验,一旦遇到了麻烦,都会找她解决。但是调查显示,她是杀婴最多的助产士,至少杀死了15-20个女婴。
她们的故事,最开始出现在一家非政府组织在1995年发布的调查报告里,该组织的负责人、社会工作者阿尼拉·库玛里,对哈基亚、巴戈、希罗等35位助产士展开了访谈,了解她们的经历。报告显示,比哈尔邦有超过50万名助产士,该地区每年有超过1000多名女婴被杀害,但杀婴现象并不局限于比哈尔邦。
“杀一个女孩,可能会得到100卢比(约8元人民币)。
”如今唯一在世的助产士希罗无奈地说,“我们太穷了,我们不得不做这种工作。
”
当地的助产士们
/纪录片
《印度助产士的自白》截图
接生一个男孩,可以获得1000卢比,但生一个女孩的报酬寥寥无几。而杀死一名女婴,助产士可能会得到一件纱丽、一袋粮食或一小笔钱,当然有时什么也得不到。
印度助产士这一角色根植于传统,并背负着贫困和种姓的残酷现实。因为社会环境排斥“不洁”的女性肉体,更高种姓的女性,即使掌握助产技术也仍然拒绝给他人接生,这种“耻辱的劳动”便成为低种姓的专属。
种族、性别、财富等社会因素将劳动者分区和建构,阶级进一步固化。助产士这一职业角色,传承自她们的祖母和母亲,也将一代代继承下去,在她们生活的世界中,杀婴的要求大多来自有权有势的婆罗门、刹帝利、吠舍等高种姓家庭,拒绝他们的命令,代价是不可想象的。
哈基亚说:“我们很害怕,如果我们去找警察,我们就会陷入麻烦,如果我们说出去,人们就会威胁我们。助产士在各方面都会受到困难,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拒绝命令。”
“你会这样对你的女儿吗?”当阿尼拉·库玛里询问曾经杀害女婴的助产士时,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90年代,儿童的比例在不断下降。”阿尼拉接受《全球故事》访谈时表示,“这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但这不仅仅是通过法律和警察就能解决的事情。”
作为支持比哈尔邦周边村庄妇女的社会工作者,阿尼拉创办了一个非政府组织,致力于解决杀戮现象。“在极度贫困的时期,对助产士来说,每一笔钱都有意义。”非政府组织对助产士展开培训,向她们传输正确的观念,并给她们一些经济援助,呼吁她们的良心。这是一个漫长又繁琐的过程,但改变确实发生了,曾经杀婴的助产士开始反抗,杀戮的循环逐渐被打破。
2007年,希罗接受摄制组采访时表示,“现在,无论谁要求我杀人,我都会告诉他们:‘听着把孩子给我,我会把她带给阿尼拉夫人。’”
助产士们从那些想要杀害她们或已经抛弃她们的家庭中救出了至少30名新生女婴,希罗、哈基亚、巴戈拯救了5名婴儿,虽然一名女婴不幸死亡,但阿尼拉将其他四名女婴送到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的另一个非政府组织,她们分别被巴特那、浦那、美国、英国的家庭收养。
助产士救助女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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