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突然意识到，原来人的话语背后存在如此多潜台词。工作、人际关系，无不令她幻灭，“人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身体最为诚实——她辞了职，回退到小小的房间，不看微信，很少出门，漂在网上逛“家里蹲自救同盟”，到处搜索代缴五险一金。

那阵子，她总是想起卡佛笔下一个失业的男人。美国大萧条期间，男人被公司解雇，从此就耗在沙发上，除了每两周出门签字领失业救济金，再也起不来了。李颖迪坐在桌前，看着窗外的天色一点点变得晦暗，她害怕自己也会像那个男人一样，困在房子里再也出不去了。

人必须努力变强，才能脱离困境，获得成功，改变命运。18岁以前接受的教育铿锵有力，一声声催促李颖迪把自己拔起来。于是，她穿上衣柜里最正式的连衣裙，化好妆，背着电脑到咖啡馆假装工作，无所事事。

（图/《突如其来的假期》）

《1818黄金眼》的一条搞笑新闻吸引了她的目光：一个男人为了逃避上班躲在家里，没想到妻子突然回家，情急之下便反锁大门躲进了衣柜，把自己藏在衣物堆里。

“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躲起来。”袁哲生在《寂寞的游戏》里写，人天生就喜欢躲藏，渴望消失，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事。2019年，李颖迪第一次关注到“鹤岗白菜价买房”的新闻。她明白这不止关于鹤岗一座城市，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当我们对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外部世界感到无能为力，你就不想干了，你就想逃了。”

李颖迪在鹤岗北山公园。（图/受访者供图）

逃离，一直是贯穿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一个人从既定的生活轨迹中逃离，游走在世俗陈规和真实的欲望之间，如《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苦闷孤独的霍尔顿，《玩偶之家》里从家庭出走的娜拉，艾丽丝·门罗笔下一次次逃离而又逃无可逃的主角……

回到现实中，当我们用“逃”讲述一个故事，听上去总带有某种不赞同与批判。我们说一个人“当逃兵”“临阵脱逃”“落荒而逃”，所有这些表达都暗示了一种普遍的看法，即“逃”是懦弱、可耻的失败者行为。

最初接触杨亮等人时，李颖迪也将他们的“逃”归因于社会化不顺利导致的被动选择。后来，她跟着林雯回到林雯的常州老家，见到客厅沙发上沉默寡言的男人和又一次发来相亲对象照片的林雯妈妈。她去到林雯曾经工作的手机回收公司，隔着玻璃门，想象林雯在滴滴作响的倒计时下，不断敲击键盘的声音。

越走近他们的生活，李颖迪反而理解，逃也可以是一种主动行为，一个正在进行的动作。为了躲避工作、家庭、社交关系，拒绝所有旧秩序下的规则和期待，逃走的人付出代价和勇气，主动追求全新的生活。他们没有放弃自我，恰恰相反，逃走是他们寻找自我的起点。

“真正被动的也许是我们这些还在工作、还在忍受的人。”李颖迪自嘲，但她也忍不住想，逃跑之后呢？人真的就能获得梦寐以求的自由了吗？

“问题的解药在关系里”

从林雯那儿，李颖迪第一次听说了大西洋海刺水母。她给李颖迪看自己养的水母照片——这是她在鹤岗的新爱好——两只透明的“大西洋”漂在价格不菲的“月光水母缸”里，彩色的灯打下来，美好得就像林雯崭新的生活。

后来，在林雯鹤岗的房子里，李颖迪提出想看一看“大西洋”，却得知它们不吃饭饿死了。林雯看着水母的身体越来越小，直到有一天，彻底溶化在水里，没了踪影。李颖迪请朋友把它画在《逃走的人》封面上，伞体接近透明，触须悠长而梦幻，和鹤岗的生活一样，呈现出消失的气质。

艾丽丝·门罗写，逃离，或许是旧的结束，或许是新的开始，或许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瞬间，就像看戏路上放松的脚步，就像午后窗边怅然的向往。

没人想过，逃离的结局，也可能是大西洋水母一般的消失。

牵住李颖迪的是来自他人的关心和爱。她也一度以为人生可以不需要朋友，不需要亲密关系，不需要来自家庭的支撑。但在鹤岗的那个冬天，几十个独自熬过的黑夜，令她分外想念北京的朋友们。她写信给好友，说感觉整个人像在水里，不断下坠；只要出门，身上就冷得发疼，走在鹤岗空旷的街头，眼前只有雪，一个人都没有。

白雪笼罩的鹤岗。（图/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