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到鹤岗的年轻人回了北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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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5 08:33:35 澎湃新闻

还有27岁的杨亮，辗转于上海各种零工岗位之间，却迟迟看不到上升的希望。原本打算攒到30万就辞职隐居，但和领导的某次冲突使得计划提前。2020年冬天，他辞去干了三年的保安工作，跑到鹤壁，花3.7万元买下一套接近毛坯的两室一厅。

但李颖迪翻遍几百人的鹤壁群，只找到两个女生，还都只是加群先打听看看。她问王浩和杨亮，来这儿的到底有没有女生，答案都是没有。

鹤岗则不一样。当地房产中介告诉李颖迪，这两年，在鹤岗买房的女性已超过总人数的一半。说实话，李颖迪也有些心动。

逃到鹤岗的年轻人回了北京

中介给李颖迪推荐了一套三万的房。（图/受访者供图）

她在一间1500元包月的民宿住下，等待隔离结束，又搬到南边的回迁小区九州松鹤。小区內楼房密集，胜在交通便利，附近餐厅、超市一应俱全。李颖迪租下的开间在四楼，没有电梯，“墙壁很薄，不时传来过路人的脚步声。”

买房是件大事，她想先试试，能不能像那些只身前去鹤岗的女生一样，“隐居”一阵子。

最初，《逃走的人》定下的书名是《隐居者》，也有人提议过叫《隐居一代》，李颖迪觉得这个词“太大”——她无法像社会学者那样从理论上创造一个新概念，也不愿用宏大的词语去定义这群人，“隐居者、避世者、躺平的人、逃走的人、躲起来的人”，都不够准确。

似乎只能用否定式的描述让他们的面貌浮现出来。他们绝不是陶渊明般田园牧歌式的隐居者，也并非梭罗那样远离城市，栖居在瓦尔登湖畔的自然主义者。水电网、外卖和快递仍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品。

与依靠日结工资生存的三和大神不同，逃向这些资源枯竭城市的隐居者虽算不上经济富裕，但基本都有一定积蓄，其中还有不少人收入可观。

李颖迪书中的主角之一林雯一口气在鹤岗买下两套房，一套自住，一套开炸串店，每天卖七八单，就能实现“有限度的自由”。

可他们又和“逃离北上广，裸辞去大理”的数字游民不一样。在大理，总有流动的酒吧派对、社区分享、聊天随时展开，又随时结束。选择大理的人也许想摆脱一线城市沉重的社交负担，可总还是期待着与他人建立联结。

然而在鹤岗，人们表现出隔绝一切的决心。“喝奶茶会让我开心，靠垫能让我靠着舒适，猫能为我做它们所有能做的事情，但人不能。和人交往有什么用？”林雯曾这样说过。两人走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鹤岗街头，李颖迪试探地问：“但你一个人会不会……”话没说完，对方马上摇头：不会。好像已经无数次说服过自己：我不会孤独。

一定要说的话，他们与日本蛰居族——一群不上学、不工作、不社交，几乎不走出家门甚至房门的隐居青年——有不少类似之处，区别是日本蛰居族往往与父母同住，而对逃向鹤岗的青年们而言，家庭本就是他们想要逃离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逃到鹤岗的年轻人回了北京

（图/受访者供图）

逃离一切，然后呢？

从某种程度来说，去鹤岗，也是李颖迪“蓄谋已久”的一次逃离实验。书写《逃走的人》，则是对她本身生活境况的回应。

2022年秋天，新冠尚未结束，生活仿佛一根拉到极限的皮筋，没人知道何时会崩断。李颖迪待在北京的屋子里漫无目的地刷新闻，故事里的女孩把旧房改造得焕然一新，让她想起几乎快被遗忘的动森小岛。有半年时间，她每天泡在《动物森友会》里，种地、捡树枝、盖房子、收集奇形怪状的恐龙化石，像布置现实生活中的家一样，在虚拟世界“编织精神飞地”。

如今回想起来，那是李颖迪二十多年人生中格外灰暗的一段。从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她顺利进入一家业内顶尖的时尚杂志社，期许着写出“这个时代最好的一批稿子”。未曾想工作不到一年，公司发生人事震荡，整个编辑部四分五裂，学生时期尊敬的“职业标杆”跌落神坛，曾经并肩作战的同事形同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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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突如其来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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