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为情况会好转，那时她没有想到，伤害会如此绵延漫长。

2023年年初，离开学校没多久，她陆续接到求助电话。一个晚上，同一家的父母、孩子轮流给她打电话，孩子说自己就在水沟边站着，真想一头栽死在里面。40多岁的父亲宣称已经崩溃到无法支撑，第一次离家出走了。而母亲在痛哭。

徐秋菊了解这家人，孩子家在农村，过去成绩不错，父母对他寄予厚望。上初中后孩子出现厌学情绪，经心理咨询师的推荐，尽管家里条件一般，父母还是四处借钱，花了几万元将他送进特训学校。“可是孩子出来之后，他不但憎恨那些人的殴打、虐待，还会说他很憎恨自己，因为他没有力量反抗，在那个环境下不得不去讨好教官。对父母也会有很多指责和抱怨，都怨你们，把我的一生都毁了。”

这些指责同样让父母崩溃，“孩子的妈妈也会觉得我都拼尽全力了，我们花了这么多钱，他们期待有个好结果，但是实际局面和他们想象的是天壤之别，孩子更严重了。”

有家长起初找过景海永要说法，但慢慢的，“（景）电话不接了，短信不回了。”徐秋菊最终成了承接家长和孩子情绪的中间人。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尽量每周和孩子沟通一次，和他们约着爬山、去公园散步。她也给家长布置作业，“比如我会让他观察自己一天的情绪起伏，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被激惹，会爆发，会控制不住地对孩子发火，跟他梳理原因，让他保持对自我情绪的察觉。”

然而，能有意识找徐秋菊求助的家长还是少数。她在特训学校时加过三十多位家长，只有五六户家长找过她，试图挽救被摧毁的家庭关系。

她没有向这些家长收取过心理咨询费，她也并不将自己做的这些工作称为“心理咨询”，“我跟家长和孩子都说过，我现在做的并不是正规专业的心理咨询，专业的心理咨询对场地、时间有要求，甚至不能用私人微信加来访者的。”另一位长期陪伴孩子的国外社工就曾指责过她：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心理咨询师，你和孩子没有保持好边界。

徐秋菊同样挣扎怀疑过，但她后来说服了自己，“我真的跟孩子树立边界的话，可能根本没有办法走进他们内心。他们能得到的支持本来就很少，”徐秋菊停了一下，认真地组织词汇，“不论什么方式，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孩子感觉到我是安全的，是被支持的，有人可以理解我，陪伴我。”

2023年11月，徐秋菊带着近半年收集来的家长、学生自述，聊天记录等证据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举报特训学校里的体罚、殴打问题。

(湖南湘阴一处特训学校)

黑暗中的稗子草

“暑期行动”之前，秦麦也想过其他维权方式。

她曾跟一位民警说过自己的遭遇，对方听完反问她，被送进这种地方你先想想你自己有没有问题。她不甘心，又找在派出所工作的朋友打听，对方也建议她放弃，“很可能转为家庭纠纷”。复学后不久，当她因为严重的心理困扰找到一家医院精神科求助，医生在她的病历本上写下，“被迫害妄想”。

至于父母，她从学校逃脱后，抱着一丝希望，写了一封信托人转给爸爸，信里详细描述了她两个月来的遭遇。爸爸的回复又一次证明她的尝试是多余的，“有问题的孩子，不可能和颜悦色教育，（学校）肯定会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这也正常。”

秦麦逃出特训学校后，妈妈找到她的朋友。讲述者供图

秦麦遭遇的困境是联盟里很多受害者的缩影。社工刘二常年从事青少年保护工作，自2017年以来协助了几十位特训学校的受害者维权。在刘二看来，当孩子在特训学校受到伤害后，无论从维权还是创伤修复的角度考虑，需要的其实是父母的支持。一方面是因为遭破坏的亲子关系、孩子丧失的安全感急需修补；另一方面，如果案件进入漫长的法律程序，如果只靠青少年自己，将很难走下去，“尤其未成年人，得不到父母支持的话，维权几乎没有可能。”

事实上，具体案例中，父母愿意协助孩子维权的极少，律师尚满庆接手过很多类似案件，委托人基本都是受害者本人。尚满庆介绍，这类维权案的棘手之处在于，“不仅调查手段有限、取证难。要推动公安机关立案和后续的司法程序也非常难”。尚满庆也是当年学生诉豫章书院案的代理律师，案件经历多次发回重审、异地审理，“六年，律师都换了四五拨，大家都打得筋疲力尽了。”

试图举报自己曾任教学校的徐秋菊也遇到了难题。她报警后，媒体报道了学校的违规情况，徐秋菊说，那时舆论闹大了，当地成立了专案组调查，但一个月后，警方和她说事情难度非常大，证据不足。

缺乏支持，法律维权成本高昂，联盟成了越来越多孩子的“自救”选择。这些年刘二经常惊讶于孩子们的大胆、维权手段花样频出，但他对此是悲观的，以孩子们的条件很难形成持续的、有效的行动，到头来可能只是空忙一场。

今年8月，当刘二和徐秋菊得知秦麦的计划时，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不止一次地劝孩子们放弃。但秦麦坚持执行下去。刘二说，那些天他们其实都替孩子们悬着一颗心。

秦麦很感谢这些人，“他们都是我见过的很特殊的大人”。秦麦说，参与反特训学校以来，她听到过太多反对的、贬低的声音，直到她遇到这些“大人”，他们帮助她，而且非常明确地告诉她：你就是在做正义的事情。

对秦麦来说，好像必须做点什么才能对抗那段噩梦般的记忆。重回课堂后，因为中断了几个月的课程，她被迫留了一级。好多次走在校园里意识到自己是2022级，不再是2021级，她会忍不住痛哭。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人生”。秦麦说，她想象中的自己，应当穿着她喜欢的蓝紫色套装，扎着马尾辫，背着蓝白色的书包，走在向往的大学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每天穿一身黑。“我找不回之前的自己了，我觉得很对不起自己。”

从特训学校逃出后，她再没回过家，过年住亲戚家，寒暑假住酒店。她避免跟父母独处，哪怕线上交流也要通过第三方。刚出来那段时间她还会接受爸爸给的生活费，但后来有一次爸爸又以不给钱威胁她“听话”的时候，她跟他们彻底断了联系。

前不久，她和盟友把“暑期行动”制作成视频发在网上，指出学校存在的暴力体罚情况。没几天，特训学校发布律师声明，称视频内容不实，且影响到了机构的经营，将保留追究发布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律师尚满庆为秦麦提供了法律援助，根据秦麦当前的掌握的证据情况，他认为学校已经涉嫌犯罪，接下来他们将整理相关材料报案。

唐宁也把那则视频分享到朋友圈，对他来说，高中留下的遗憾终于在这个夏天得以弥补。视频他没有屏蔽父母，几天后他就收到来自爸爸妈妈的消息、电话。

电话打来时秦麦也在场，她猜测肯定是责怪的声音，就像过去她通常面临的那样。但情况和她预料的不太一样。挂完电话，两个年轻人都心情复杂。

在那通电话里，唐宁爸爸哭了，他说他非常佩服他们的勇气，但他不希望这样的事是自己儿子来做。妈妈则在微信上给唐宁发来一封信，信里她这样写道——

宁：

社会需要正义，但是目前你的这份力量去发出正义的声音代价太大！社会需要被唤醒……即便这样的学校消失，有些家长还希望有一所新的出现呢！这如同庄稼地里的稗子草，总是除不尽......

也许有一天，你有了更强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话语权，再做这样的事情可能事半功倍……也或许以后，我们会有机会办一所理想的学校，满足孩子多样化成长需求，解决家长困惑，引导家长正确观点。那这样的黑暗学校就没有市场了，会自生自灭。就像在庄稼地里再种一种稗子草的天敌，让稗子草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