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为情况会好转,那时她没有想到,伤害会如此绵延漫长。
2023年年初,离开学校没多久,她陆续接到求助电话。一个晚上,同一家的父母、孩子轮流给她打电话,孩子说自己就在水沟边站着,真想一头栽死在里面。40多岁的父亲宣称已经崩溃到无法支撑,第一次离家出走了。而母亲在痛哭。
徐秋菊了解这家人,孩子家在农村,过去成绩不错,父母对他寄予厚望。上初中后孩子出现厌学情绪,经心理咨询师的推荐,尽管家里条件一般,父母还是四处借钱,花了几万元将他送进特训学校。“可是孩子出来之后,他不但憎恨那些人的殴打、虐待,还会说他很憎恨自己,因为他没有力量反抗,在那个环境下不得不去讨好教官。对父母也会有很多指责和抱怨,都怨你们,把我的一生都毁了。”
这些指责同样让父母崩溃,“孩子的妈妈也会觉得我都拼尽全力了,我们花了这么多钱,他们期待有个好结果,但是实际局面和他们想象的是天壤之别,孩子更严重了。”
有家长起初找过景海永要说法,但慢慢的,“(景)电话不接了,短信不回了。”徐秋菊最终成了承接家长和孩子情绪的中间人。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尽量每周和孩子沟通一次,和他们约着爬山、去公园散步。她也给家长布置作业,“比如我会让他观察自己一天的情绪起伏,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被激惹,会爆发,会控制不住地对孩子发火,跟他梳理原因,让他保持对自我情绪的察觉。”
然而,能有意识找徐秋菊求助的家长还是少数。她在特训学校时加过三十多位家长,只有五六户家长找过她,试图挽救被摧毁的家庭关系。
她没有向这些家长收取过心理咨询费,她也并不将自己做的这些工作称为“心理咨询”,“我跟家长和孩子都说过,我现在做的并不是正规专业的心理咨询,专业的心理咨询对场地、时间有要求,甚至不能用私人微信加来访者的。”另一位长期陪伴孩子的国外社工就曾指责过她: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心理咨询师,你和孩子没有保持好边界。
徐秋菊同样挣扎怀疑过,但她后来说服了自己,“我真的跟孩子树立边界的话,可能根本没有办法走进他们内心。他们能得到的支持本来就很少,”徐秋菊停了一下,认真地组织词汇,“不论什么方式,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孩子感觉到我是安全的,是被支持的,有人可以理解我,陪伴我。”
2023年11月,徐秋菊带着近半年收集来的家长、学生自述,聊天记录等证据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举报特训学校里的体罚、殴打问题。
(湖南湘阴一处特训学校)
黑暗中的稗子草
“暑期行动”之前,秦麦也想过其他维权方式。
她曾跟一位民警说过自己的遭遇,对方听完反问她,被送进这种地方你先想想你自己有没有问题。她不甘心,又找在派出所工作的朋友打听,对方也建议她放弃,“很可能转为家庭纠纷”。复学后不久,当她因为严重的心理困扰找到一家医院精神科求助,医生在她的病历本上写下,“被迫害妄想”。
至于父母,她从学校逃脱后,抱着一丝希望,写了一封信托人转给爸爸,信里详细描述了她两个月来的遭遇。爸爸的回复又一次证明她的尝试是多余的,“有问题的孩子,不可能和颜悦色教育,(学校)肯定会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这也正常。”
秦麦逃出特训学校后,妈妈找到她的朋友。讲述者供图
秦麦遭遇的困境是联盟里很多受害者的缩影。社工刘二常年从事青少年保护工作,自2017年以来协助了几十位特训学校的受害者维权。在刘二看来,当孩子在特训学校受到伤害后,无论从维权还是创伤修复的角度考虑,需要的其实是父母的支持。一方面是因为遭破坏的亲子关系、孩子丧失的安全感急需修补;另一方面,如果案件进入漫长的法律程序,如果只靠青少年自己,将很难走下去,“尤其未成年人,得不到父母支持的话,维权几乎没有可能。”
事实上,具体案例中,父母愿意协助孩子维权的极少,律师尚满庆接手过很多类似案件,委托人基本都是受害者本人。尚满庆介绍,这类维权案的棘手之处在于,“不仅调查手段有限、取证难。要推动公安机关立案和后续的司法程序也非常难”。尚满庆也是当年学生诉豫章书院案的代理律师,案件经历多次发回重审、异地审理,“六年,律师都换了四五拨,大家都打得筋疲力尽了。”
试图举报自己曾任教学校的徐秋菊也遇到了难题。她报警后,媒体报道了学校的违规情况,徐秋菊说,那时舆论闹大了,当地成立了专案组调查,但一个月后,警方和她说事情难度非常大,证据不足。
缺乏支持,法律维权成本高昂,联盟成了越来越多孩子的“自救”选择。这些年刘二经常惊讶于孩子们的大胆、维权手段花样频出,但他对此是悲观的,以孩子们的条件很难形成持续的、有效的行动,到头来可能只是空忙一场。
今年8月,当刘二和徐秋菊得知秦麦的计划时,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不止一次地劝孩子们放弃。但秦麦坚持执行下去。刘二说,那些天他们其实都替孩子们悬着一颗心。
秦麦很感谢这些人,“他们都是我见过的很特殊的大人”。秦麦说,参与反特训学校以来,她听到过太多反对的、贬低的声音,直到她遇到这些“大人”,他们帮助她,而且非常明确地告诉她:你就是在做正义的事情。
对秦麦来说,好像必须做点什么才能对抗那段噩梦般的记忆。重回课堂后,因为中断了几个月的课程,她被迫留了一级。好多次走在校园里意识到自己是2022级,不再是2021级,她会忍不住痛哭。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人生”。秦麦说,她想象中的自己,应当穿着她喜欢的蓝紫色套装,扎着马尾辫,背着蓝白色的书包,走在向往的大学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每天穿一身黑。“我找不回之前的自己了,我觉得很对不起自己。”
从特训学校逃出后,她再没回过家,过年住亲戚家,寒暑假住酒店。她避免跟父母独处,哪怕线上交流也要通过第三方。刚出来那段时间她还会接受爸爸给的生活费,但后来有一次爸爸又以不给钱威胁她“听话”的时候,她跟他们彻底断了联系。
前不久,她和盟友把“暑期行动”制作成视频发在网上,指出学校存在的暴力体罚情况。没几天,特训学校发布律师声明,称视频内容不实,且影响到了机构的经营,将保留追究发布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律师尚满庆为秦麦提供了法律援助,根据秦麦当前的掌握的证据情况,他认为学校已经涉嫌犯罪,接下来他们将整理相关材料报案。
唐宁也把那则视频分享到朋友圈,对他来说,高中留下的遗憾终于在这个夏天得以弥补。视频他没有屏蔽父母,几天后他就收到来自爸爸妈妈的消息、电话。
电话打来时秦麦也在场,她猜测肯定是责怪的声音,就像过去她通常面临的那样。但情况和她预料的不太一样。挂完电话,两个年轻人都心情复杂。
在那通电话里,唐宁爸爸哭了,他说他非常佩服他们的勇气,但他不希望这样的事是自己儿子来做。妈妈则在微信上给唐宁发来一封信,信里她这样写道——
宁:
社会需要正义,但是目前你的这份力量去发出正义的声音代价太大!社会需要被唤醒……即便这样的学校消失,有些家长还希望有一所新的出现呢!这如同庄稼地里的稗子草,总是除不尽......
也许有一天,你有了更强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话语权,再做这样的事情可能事半功倍……也或许以后,我们会有机会办一所理想的学校,满足孩子多样化成长需求,解决家长困惑,引导家长正确观点。那这样的黑暗学校就没有市场了,会自生自灭。就像在庄稼地里再种一种稗子草的天敌,让稗子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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