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空间条件下改造，还会产出其他新的问题。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后来他们曾提出两个改造方案：第一个方案，六、七单元同时改造，在两个单元之间修建连廊，共用一个无障碍坡道，可这样六单元楼只剩下了一个出口，这会导致安全出口被无障碍坡道堵塞；第二个方案，只在六单元楼前按照1:12修建无障碍坡道，还需要再做一个长度为9m的坡道，如此消防车道宽度只剩下3m不到的空间，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要求，消防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4m。

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告诉我，如果不按照1:12的最低标准执行，他们担心无法通过住建局审批，但是据此执行，他们也担心违反消防法的规定。

看到张辰家门前的陡坡时，金安园毫不意外，“很陡的坡道或者说是没有坡道，在北京的老社区里是非常常见的。”

她认为这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多数的老社区是在现阶段我国无障碍环境标准实施前建成的。“老旧社区常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现实环境的有限条件可能无法满足现有标准的要求。（但）只要你改造，现有的标准就是必须考虑的一环。”金安园说，或许在未来无障碍环境标准的完善过程中，需要加强对特定场景的关注，比如增加针对不同情境的标准适用范围等。

金安园理解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的难处，他们也会担心非标准的设施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

张屹也担心，不按标准改造可能会给张辰带来安全风险。他觉得最好的方案是在坡道的位置加装一个升降机，这样既不用在标准面前妥协，又能保障出行权利和安全。

是人情与法理的冲突吗？

“你再人情也不能大过法，人家有法条，根本不用担这个心，能做我们早做了。”胡永珍说。

为了解决张辰的难题，社区曾提出两个替代性方案：一是让保洁员在下雪的第一时间清除坡道上的结冰；二是为张辰提供日常出行帮助，留下了保安和社区工作人员小刘的电话，表示上下坡时可以打电话找他们帮忙。

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的依据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十八条，不具备无障碍设施改造条件的，责任人应当采取必要的替代性措施。

在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的眼里，之前的三个替代性方案，“咱目的是能够帮助这残疾人。”

然而，这三个方案对张辰来说仍是无效的，包括装在右侧的扶手。

他发现工作人员清扫结冰并不及时。他也不敢请保安帮忙，对方的年龄看着比他爷爷还大。至于打电话给社区工作人员，他想到为了自己下个楼，每次对方要亲自过来，“我心理负担比较大”。

张辰讨厌寻求帮助。第一次摔倒之后，他不敢贸然自己开轮椅上下坡了，只能等待路人。好几次他请人帮忙，对方扭头看了一眼就骑车走了。还有人直截说，“我可不敢，把你摔了算谁的”。

就算别人愿意帮忙，等待的时间总是难以估计。他经常需要等十来分钟。有一晚他下班回家，坡道前被几辆电动车堵死了，终于等到一个外卖员，第一次没叫住他，等到对方下楼，才帮他挪开了车，推上了坡。这一次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难道我就应该受到一些帮助，才能够完成别人不需要受到帮助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吗？”他说，帮助一定是有代价的。

“对于所有人来说，人工服务都是一个不太可持续、不太理想的方案。”金安园说，对于服务者来说，既要随叫随到，还要在日复一日的服务中，保持始终如一的良好态度，但事实是，这很难做到。另外，在这样的服务里，居民的关系是不对等的，相当于把张辰独立于其他人之外，会造成群体之间的不平等。

“如果去问残疾人是否愿意接受一个人工替代方案，大家恐怕都会拒绝这件事，这会让他背上‘人情债’。”金安园说，“他们不希望的是，在我力所能及的、正常的生活中，无限制地给我增加一些不得不依赖他人的情况。”

至于扫冰方案，金安园认为坡道的清扫本身就是单元门清洁的重要一环。她和我分享了一则漫画中的例子——下雪了，学校门口的台阶和坡道也像张辰家的坡道一样结冰了。当清洁员看到坐轮椅的男孩过来了，他对男孩说，你等一下，我把楼梯扫完了，让他们先上去，我再来帮你扫坡道。男孩对他说，你先扫坡道，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上去。

我们残疾人的价值是什么

张辰坐在舞台的聚光灯下，灯光打到了他脸上。

窗外站着五六个老师，他感知到他们的眼神正像摄像机的焦点一样全力关注他。演讲开始了，他照例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体情况、求学经历，最后赞颂道：“正是一次次苦难与挫败才磨砺出一个不言弃的我。经历过后，这些挫折只不过是我的谈资，击不败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

现场演讲结束后，几位老师把他从舞台上连同轮椅一起抬下来，正如过去许多次人们把他抬到舞台上一样。

那是2022年，他在南京一所特殊教育学院上学期间。他记得比赛前，他的演讲初稿如实写了自己遭遇的苦难，被老师反馈，“写得很差，内容不合适”。接着，老师给他布置了一个命题讲稿：先写自己的身世是多么地不幸，但有幸来到了这里，现在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过得多么好，未来还会怎么做——一个标准的励志故事范本，他很快领会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符号了。最终，他获得了“最美大学生”的荣誉。

父亲过世后，他开始需要接受他人的帮助才能上学。从这时开始，他时不时被要求在重要的场合上台演讲，比如新生讲话、比赛演讲，还有那些接受慈善捐助后的讲话。每次讲话结束后，台下都会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张辰记得，比赛当天，几位老师特意周末赶到学校陪他排练。排练结束后，有老师对他说，“你刚才说得特别好，我都要哭出来了”。

张辰觉得莫名其妙，“他们在赞扬的是他们心里幻想的那个我，不是真的我。”

他想说的是，真实的他与传统认知里的残疾人形象并不一样，他并不独立自强，甚至有些懒惰，“他们说你已经吃了好多好多苦，你特别优秀，一定很努力，但我没有，我就是混一混就到现在了”。

他的沮丧崩溃也不比其他人少。第一次上大学被退学后，张辰开始走他眼中“残障者应该走的路”，选择了特殊教育学院。大一手语课，他手指蜷缩，无法摆出手势，期末考核拿了零分，因此大学四年失去了评奖评优的资格。

大学毕业那年，他找不到工作，最后去到深圳一家残疾人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他回忆，刚开始工作感觉挺温暖，一个肢体健全的同事经常给他带饭吃，过了一个月，对方变脸了，领导派给这位同事的活，同事都转派给他，并且经常在办公室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他鼻子骂。还有一个残障同事常趾高气昂地要求他承担很多职能和工作。

他感到沮丧，他眼中应该是共同体的组织里也有办公室政治，更没想到同样是残障人，也会欺负同类。他想起，大学期间去江苏一家残疾人公益组织实习，他亲眼看到几个残疾人把垃圾砸到一个智障者身上，边砸边笑。

即使遭受了如此多不平等的对待，他也绝不会在欺负自己的人面前流泪。“哭能怎么样？”在他眼里，难过是没有用的情绪。他对待它的方式是，“不在乎它，它自然会消失”。为此，他会睡觉或者刷手机，“把大脑填满”。他解释，否则这么多事，他早就被压垮了。

朋友圈里，他用戏谑的表情包表达沮丧的情绪，比如发“我很好（配图一只即将溺水的手）”、“累了，这个B世界”。网上聊天时，他常常回复“好呀”、“哈哈”。时间久了，他发现自己对情绪的感受力变得很弱，他很难感受到快乐了。

他说，由于残障身体带来的障碍，他不享受活着本身。他把现在的房子看作“睡一觉”的地方，他说，他到北京务工挣钱是为了家人。

过去人生中，唯一算得上维权的经历是，2021年临近研究生统招考试时，他担心无法进入考场，向当地考试院提出无障碍通道，对方拒绝沟通。后来，他和一名视障同学一齐向12345反映了问题，最后，考试院工作人员为十来个残障学生单独开设了一个考场。

当长期被当作“麻烦”对待后，他不自觉变得喜欢为他人着想。他善于压抑自己的需求。和朋友一起出去吃烤肉，他的手没法蘸料，怕给人添麻烦，他会默默干吃；他的房间里有几双鞋的鞋带散了，如果没人帮他系，他就会接受散掉的鞋带。

出行麻烦，他出门的欲望也在消失。小时候，他调皮贪玩，总是玩到十一点被父母抓回家，自从10岁那年双腿无法行走后，青春期似乎也跟着结束了，他开始常常宅在家里，来到北京后，他没去过天安门，只一次公司团建他去了环球影城。

如果说他在北京生活了一年留下了什么印记，可能是房间地面上那一道道轮胎的痕迹、床底下十来个他无法捡起的塑料瓶、为了他装在坡道右手边的扶手，以及那个一成不变的陡坡。

一名残疾人想要出门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