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村干部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老赵在村外工作的3个儿子会经常接老赵去玩,玩一两天老赵就闹着要回来,如果不及时送回来就要打人。
赵先生说,他们几兄弟的家庭都愿意接父亲去住,但是老赵不愿意,“想去哪里就送他去哪里。(但)他都不开心。”
未留任何书信或文字
总说“我一个人不好在”
《农民自杀研究》一书的作者、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刘燕舞曾在相关研究中写道,农民对自杀的最初解释均是说“日子过不下去了”或“日子没法过了”才选择“自杀”。
“但当笔者进一步询问他们为什么‘日子过不下去了’或‘日子没法过了’就要选择自杀时,他们则表示‘日子过不下去了就没有奔头,没有奔头,过日子就没有意思,活着也就没有意义。”刘燕舞写道。
在刘燕舞教授所做的研究中,还有老人是怕自己不能为家庭经济或生活创造物质性利益,相反还要增加家庭物质与精神等多方面的负担而选择自杀,其目的是为了减轻自己对家庭成员所造成的负担。
“‘我一个人不好在’,他总这样说。”赵先生告诉记者,老赵不认字,没有留下任何书信或者类似发微信的交流文字,只有那句“我一个人不好在”。
当地人告诉记者,“不好在”的意思是“不舒服”。“父亲‘没有任何病’,就是‘心里总不舒服’。”赵先生说。
尽管子女、孙辈尽力陪伴,有儿子媳妇照顾老人一日三餐,邻居家的小女孩也常和老赵一起玩,但一天24小时中,总有些时间仍是老赵需要独自面对的。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区整合与农村空巢老人心理干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曾经建议,将中国乡村共同体理念与西方社区心理干预的“守门人”模式有机结合。
其主要内容包括,在干预村形成以社会学、心理学、精神科专家为核心的守门人培训团队;筛选并培训以乡镇村干部、村医、热心群众为基础的守门人团队;在守门人培训的基础上,建立对农村老人心理危机的社区“分级干预”模式。通过基线调查,将老年人分为普通人群、临界点人群和高危人群(重症抑郁或自杀倾向),建立不同强度的预防和干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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