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黑话背后的是将“我与你的关系”当作真理之处所的论断，它抹黑真理的客观性，斥之为物性，并偷偷地给非理性主义加热。作为这样一种关系，传播变成了超心理学的要素，尽管它只有通过传播内容的客观性才有可能如此。最终，愚蠢成了形而上学的缔造者。自从马丁·布伯把克尔恺郭尔的生存概念从克尔恺郭尔的基督学那里割裂出来，并将它美化为一种纯粹的姿态，就有了一种把形而上学内容和所谓“我与你的关系”联系起来的普遍倾向。这一内容指的是生活的直接性。神学与内在性的规定密切相关，而内在性想要通过神学来获得更多的意义：因此这些规定实际上已经类似于黑话的词语了。

在这一过程中，被抹掉的是自然界和超自然界之间的界限。谦虚的本真派敬畏地仰望着死亡，然而他们迷恋生命的精神态度却对死亡避而不谈。神学的锋芒被去除了，而没有了锋芒，救赎是无法设想的。按照神学的概念，凡自然之物在经历死亡的时候没有不变形的，人与人的关系里不存在此时此地的永恒性。

布伯式的存在主义从“人与人的自发关系不能被还原为物与物的关系”这一事实中提取出了它的超越性，这是一种颠倒的存在类比（analogiaentis）。它仍然属于生命哲学，尽管它放弃了它的这个思想史起源：它把尘世的动力学抬高到天国里去了。因此在黑话里，超越性最终接近了人：它是精神的武利策管风琴（Wurlitzer-Orgel）。

黑话里一定写着类似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布道词，并将它灌制为唱片，一旦有需要就可以播放：假如具有高度的社会心理学可能性的“反叛的大众”想要再聚众闹事的话，就得通过一种按部就班的激情，让他们回归理性。为了广告的目的，武利策管风琴机械地把机器制造的声音强加于颤奏，从而把音乐中表现主观情感的颤奏给人性化了。

黑话同样给人提供了人的存在的模板，这些模板使他们去除了不自由的劳动，哪怕自由劳动的痕迹实际上荡然无存。海德格尔确立了反对人、反对闲谈的本真性，然而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他讨论的两种生存类型之间根本不存在一种彻底的跳跃，因为两种生存类型自身的动力学将使双方汇聚到一起。但是他也没有预见到，一旦被他命名为本真性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词语，便生长出了交换社会的那种匿名性，而那恰恰是《存在与时间》所抵抗的东西。在海德格尔的闲谈现象学中赢得了名誉席位的黑话，顾名思义，标志着不同寻常的、较高级的感知能力，但黑话也平息了对无根基状态的日益高涨的怀疑。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著有《存在与时间》等。

精神劳动者的“职业病”

从事所谓“精神劳动”的职业群体同时也是被雇用的、不独立自主的群体，或者说是经济上的弱势群体，而黑话成了这个群体的职业病。在该群体中，除了一般的社会功能，还附加了一种特殊的功能。

按照社会分工，精神是他们的活动领域，然后他们的文化和意识远远落后于精神，无法亦步亦趋，只能望其项背，在精神后面老远的地方一瘸一拐地走着。他们渴望用黑话来消除这一距离，让自己跻身于高雅文化之列（对他们来说，滞销货听起来依然时髦），仿佛高雅是他们自身的本质那样。他们当中较为天真的那些人还是会把勤奋——套用一个手工艺行业的表达，黑话可没少从手工艺里面偷师——称为个人的特点。

黑话的刻板成见为主体的活动上了保险。它们似乎保证了个人并没有在做他正在做的事情：和人群一起咩咩叫；使用这些黑话的人误以为他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自由人。自主性的表面姿态取代了自主性的内容。夸张的是，这被叫作“义务”，完全驴唇不对马嘴。

伪个性化在文化工业中所操心的事，也正是黑话在蔑视文化工业的人那里操心的事。这是不断发展的半文化的德国症状。半文化似乎是为那些觉得自己被历史审判了（或者至少觉得自己在堕落）的人量身定做的，但那些人仍然傲视群侪，自以为是内部的精英。

不可因为写黑话的仅仅是一个小群体，便低估这一黑话的重要性。现实生活中有无数人在讲黑话，从考试中继续论述“本真的照面”的学生，到问出“你相信上帝向我们说的仅仅是理性吗？”的主教发言人。这些直接的语言是他们从一位发布者那里接收来的。1945年，在浮士德博士的学生在奥尔巴赫的酒窖里的神学对话中，托马斯·曼以其精确的讽刺直觉到了现代德国人的大多数习惯，尽管他不再有多少机会观察他们。

这些对话模式肯定在1933年之前就初露端倪，但只有在战后，在纳粹语言废弃之后，黑话才能够遍地开花。从那以后，最亲密的交流发生在书面语和口头语之间。人们能够阅读印刷出来的黑话，这些黑话无疑是在模仿广播的声音，而广播却照着本真性的书面作品依样画葫芦。中介性和直接性以可怕的方式互为中介。既然它们是一体合成的，经过中介的东西就成了自然事物的讽刺漫画。黑话不再知道任何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

纪录片《二次大战启示录》（2009）画面。

这一发展有其现实基础。1930年，克拉考尔把“规范和心理的上层建筑”诊断为一种雇员文化，面临着失业危险的“立领无产阶级”的文化；那一上层建筑欺骗雇员们相信他们是出类拔萃的。通过这一欺骗，上层建筑使他们听命于资产阶级，而与此同时，多亏了市场的持续繁荣，那一上层建筑成了社会的普遍意识形态，这个社会误认为自身是统一的中产阶级。他们用同一种方式说话，以确认这种态度：黑话的风靡一时是因为它迎合了这种集体自恋的目的。这不仅仅适用于说黑话的人，也适用于客观精神。

通过一种起源于资产阶级的特殊性，一种被普遍性认证了的特殊性，黑话确认了普遍性的可靠性：它那合乎规定的挑剔声音似乎来自某个人本身。最大的好处是它保证了声誉。无论它说什么，它的声音、它的震动都完全一样地签署了一份社会契约。面对存在者时的敬畏，对似乎多于存在的“此”的敬畏，打倒了一切不服从的人。理解已经给了人：发生的事件（本有）是如此深刻，以至于语言也亵渎了所说的话，因为把它说了出来。纯洁的手从“改变现有所有制关系和统治关系”的想法那里缩回来了，它的声音使得那种想法是可鄙的，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仅仅是存在者层面上的。

人们可以信赖任何操持黑话的人；人们把黑话穿在纽扣眼儿里。纯洁的语调自实证性中滴落，而无需屈尊恳求那些有前科的祸害；人甚至亲自摆脱了长期被社会化的意识形态嫌疑。在黑话中，法西斯主义曾用来取消批判思想的“破坏性和建设性之间的区分”舒舒服服地冬眠了。存在于此，这本身就是事物的价值所在了。它得到了“实定的”一词的双重保障：这个词既指“存在于此的”“给定的”，又指某种“值得肯定的”“积极的”东西。生活经验被物化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似乎无需任何考虑便能够运用这两个规定，似乎不是思想才规定了什么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似乎这些规定的过程本身并非否定的过程。

原文作者｜特奥多·阿多尔诺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