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律对用工形态采用劳动关系与非劳动关系的二分法分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对用人单位存在从属性。根据国外法律实践及我国法律现状,肖胜方不建议在我国建立劳动者、中间类型劳动者、自雇者的三分法用工形态,而建议对平台新型从业者单独立法,明确中间类型劳动者的法律身份,给予其低于劳动者、高于非劳动者保障程度的保护,避免对现有用工体系的大规模改造。
现状:近8000万人提供共享经济服务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我国共享经济参与人数约8亿人,其中提供服务者人数7800万人,网约车、外卖餐饮在网民的普及率分别达到47.4%和51.58%,平台新型用工已具有相当的规模。2020年2月,“网约配送员”已经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成为一种新职业。今年2月,人社部刚公示网约出租车司机拟成新工种。
肖胜方认为,这些都是平台新型从业者社会化的表现,这为国家立法干预新型用工关系提供了必要性。
同时,他认为传统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从属性特征构成国家干预劳动关系的理论根据。
“从属性的存在决定了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受到侵害时自力救济的不足,国家干预能起到保护弱者、匡正公平、保障劳动关系平衡的作用。平台从业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平台管理的部分从属性特征决定了其自力救济的无力,国家应建立适度的保障制度以弥补平台从业者部分从属性带来的能力不足。”肖胜方说。
对平台新型从业者的保障水平应设置到何种程度?他认为,过低或过高都不好。
肖胜方解释,因为某种程度上,对某种用工形式的法律保障程度与用工主体对这种用工模式的接纳程度成反向关系,即高法律保障意味着低就业机会。特别对于新就业形态,这种反向关系在制度与资本博弈的过程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对平台新型从业者的法律保障水平应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力求权益保障与就业机会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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