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海霞:这涉及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是算法公平问题。他们之所以被困在系统里,因为算法精准计算了他们所谓的最优配送时间,平台又基于这个最优配送时间给予激励或者是奖惩机制,如果不能达到就会受到惩罚。在这种情况下,骑手就要尽可能赶快送达,这样他们收入最高。
但是,骑手送达得越快,算法就会叠加计算,觉得这才是最优配送时间,久而久之,骑手就送得越来越快。事实上,所谓的最优配送时间可能会存在一些缺陷,等电梯或者等红绿灯都会让外卖小哥错过最优配送时间。加之,平台的激励约束机制,外卖骑手就被困在系统里了。
新京报:相关的平台曾给消费者增加“你愿意多等外卖小哥10分钟”的选项,这种成本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的做法是否合理?
杜海霞:平台没有承担起它应有的责任。从根源上来讲,是平台规定了骑手的时间。不过对大多数消费者而言,如果外卖送晚了几分钟,还是持宽容态度的。
新京报:这种情况是如何出现的?
杜海霞:因为从签订协议的情况看,平台和众包从业者的地位是非常不平等的。他们必须要同意平台的协议。很显然平台是处于博弈优势,求职的骑手、网约车司机处于劣势的地位。
建议众包用工纳入工伤保险的赔付范围
新京报:国家推动灵活就业,但是“灵活用工”如何减少“打零工”风险,如何完善这一类人的劳动权益保障?
杜海霞:我觉得可以把众包用工纳入工伤保险的赔付范围之内。工伤保险是以劳动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的,所以可以把它独立出来,把灵活就业者纳入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或者,也可以由商业的保险公司去探索研究一些险种,建立赔偿基金类似的支付制度。整体上建立一个由政府来主导,商业保险参与的多层次职业赔偿资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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