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做了一个长远的规划,可以让这个90多户的小自然村,在闲置房屋利用中人人都可以获利,有空闲房子的出租房子,没空闲房子的,也可以通过维护环境等工作,获得分红。
这无疑是一种新的合作模式,村里通过合作社经营,使得更多的村民能够参与其中,同时还为村庄提供了更多的人气。
而在大兴区,则早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模式。作为最早的农村产权改革试点,2018年,大兴区建立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联席会议制度,并指导各镇探索建立“村地镇管”机制。2020年,再次印发《大兴区农村集体土地“村地区管”管理办法》,并明确了正负面清单。
从村民单打独斗,到村集体经营,再到区县统一规划经营,农村资产的利用,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北京农村产权交易所总经理刘峰表示,“在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立方面,北京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未来需要更完善的市场
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14年12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决定》。农村土地实行‘三权分置’的制度正式法制化。2018年,我国正式启动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发证试点工作。
随着“三权分置”的推进,“土地确权”“宅基地确权”工作也相应推进,到2020年末,我国农村土地、宅基地确权已经基本完成。这为新一轮的农村产权交易奠定了基础。
“在明晰了产权、明确了责任、实行民主管理的基础上,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做到‘流转顺畅’。也就是要通过产权流动与重组,与社会资本实现多种形式的联合,打破自身的封闭性,转变成为投资主体多元化、实行混合所有制市场主体。”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表示。
不过,确权之后,并不意味着农村产权的交易已经全无阻碍。事实上,在未来,仍有不少问题等待解决。
“市场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建设者积极营造和培育交易环境,创造和保持交易热度,另一方面,政府对交易市场的授能支持也至关重要。而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发展不好,其中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农村金融服务推进受阻。”冯兴元表示。
京郊农村。新京报记者王颖摄
虽然修正后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破除了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障碍,但以农地经营权为抵押物,从而获得贷款的方式,依然没有成熟。“银行和信用社不太愿意接受农地经营权作为抵押物,”冯兴元表示,“接受了农地经营权,在借款人违约后,处置农地经营权就会对银行和信用社构成一个负担。对于他们来说,处理农地经营权的交易成本太高,有点得不偿失。”
此外,产权交易市场也仍待统一,刘峰表示,“尽管北京产权交易所已经建立10年,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产权交易,都在这里交易。在农村,不少零散的交易仍旧存在,不规范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未来,在产权交易平台基础上,农交所还将搭建乡村振兴产业支撑服务平台,推动产权交易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化”。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摄影王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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