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在1980年代，我跟一群同时代的年轻人保持了比较密切的交往。他们在莫干山研究一些关于改革开放实践方面的问题，我听了非常感兴趣，当时就给劲夫同志提出想要听会的想法。后来，我就去了。我记得当时有农村政策研究院的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和黄江南，号称“四君子”，还有徐景安、周其仁等。

我记得到了莫干山那天，大家讨论激烈，彻夜未眠。王岐山和纯粹理论学术派风格不大一样，他一贯表现出很强的为政府咨询、为决策服务的能力。我当时就把各种意见搜集起来，整理了一个报告，交给了劲夫同志。劲夫同志看了材料后，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再次听取了大家的意见。

我参与了莫干山会议不太准确，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他们的铺路石和传声筒。但这个作用在当时没有人能替代，我提供了一个渠道，将大家的意见上达到国家经济改革开放的决策中去。特别关于物价改革的讨论，当时莫干山会议讨论了渐进式、双轨制式甚至彻底市场化的改革，这对之后物价改革形成了助力。当时劲夫同志也是国务院物价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决策层也一直在研究物价改革的问题。为此，劲夫同志还多次跟陈云同志汇报，听取他的意见。最终，物价改革采取了渐进式的方式。

孔丹谈“光大16年”：有遗憾但不后悔

凤凰网财经：1983年，您加入光大集团，负责沿海城市业务部。为何想到去企业发展？当时，时任中信业务部副总经理王军先生也极力邀请您加入中信。为何最终选择了光大？

孔丹：1984年，我正要离开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同志时，有一个特别的经历。此前一年，王光英同志组建了光大，他亲笔给张劲夫同志写信邀请我加入光大。当时王光英的助手李新时、刘基辅还找到我专门说到那封信，我说劲夫叔叔没有提过这件事情。后来，我去家里找劲夫叔叔，他半天不说话，之后拉开了办公桌的抽屉，然后拿出一封信说，确实有这样一封信，但我不希望你走。他希望我从政，去做党政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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