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新林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导致低龄未成年人实施危害行为的问题。大量实证数据和研究表明，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根源更多的是家庭监护、学校教育、社会治理出现了问题。简单地降低责任年龄并不能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而且反而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比如交叉感染、标签化、促使未成年人形成反社会人格等。简单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实际上是一种回避问题、转嫁责任的做法。

如何矫治“问题少年”

对于“问题少年”，我们该怎么办？

对于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李玫瑾认为，这些孩子应该被送到强制学校。对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意见，她同样认为没有必要，无法治本。

在黄晓亮看来，不进行刑事处罚，并不意味着不予惩罚。很长时间以来的相关对策都淡化了惩罚措施。没有适当的惩罚，任何教育措施都无法取得很大的效果。现在紧迫的是研究对此类未成年人的合理惩罚措施，融教于罚，“有关部门有必要出面予以强制性的管束和教育。国家组织立法、司法、教育、民政、文化等部门进行综合治理，必要时可引进民间力量参与管理”。

“少年司法体系和刑法不一样，不能把这些孩子放在刑事法庭去审判，而应该放在特殊的少年法庭。要做到教育和保护同时进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禁闭，包括工读学校和少管所的进入，这都需要少年司法体系的完善来解决。”李玫瑾说。

对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彭新林也认为应当多管齐下、科学施策、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其中就包括建立成体系、轻重有别的不良行为早期干预体系，避免“一放了之”，积极健全未成年人相关法律制度，强化家庭监护和学校教育的责任，完善校园暴力的预防与处置机制，整治影响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社会不良环境，加大政府对深处困境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帮助和支持，重视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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