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母亲，女儿在国外结婚定居，她来做遗嘱时反复考虑各种情况，从自己过世后老伴如果再婚会不会影响女儿，到女儿公证难怎么办，到女儿万一走在女婿前面，怎么把财产留给外孙，越想越多，“我们劝她，您不可能一次考虑全，真有意外可以再来修改。当时就感叹，孩子也不回国也不照顾她，她还是会想那么多。”
有老人来立遗嘱，声音很小、难为情地说只有小儿子对自己好，要把财产都给他，就怕以后孩子们打架，“他说不能让尽孝的孩子寒心，要有个交代，就是你赡养了父母，他想的是要谢谢你！谢谢你赡养他。”尹艳贺忍不住叹息，“那个叔叔身体不好，你能感觉到他想继续跟着小儿子享受天伦之乐，又怕自己哪天成为负担，子孙会改变态度。”
陈凯曾说，“不要在利益面前考验亲情，有时候真考验不住，你想北京一套800万元的房子，多分到10%就多80万元。”尹艳贺说，“我们希望遗嘱能成为一种对老人的保障。”
她提到一个老太太，从北京市石景山区推着助步车坐公交，花了一个半钟头找上门咨询立遗嘱的事。老人有三个孩子，大女儿从小辍学打工贴补家里，后来年纪还轻就因急病过世，她觉得很对不起大女儿，想在自己死后，将房子平分给儿子、小女儿和大女儿的孩子。结果，两个儿女坚决不同意，说这房子就是我们兄妹俩的，“阿姨说我一辈子什么都经过，最后被子女给逼哭，我给她掏纸巾，她说别，你让我哭一会儿，我回家没地方哭，被认识的看见丢人。”
“大部分家庭还是和睦的，而且对遗嘱的态度越来越自然。”尹艳贺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家庭，是一对60来岁的夫妻带着各自父母，6个人一起来办理遗嘱，一家人身体好，心态也好。
还有今年3月，一个声音开朗明快、听上去只有30来岁的女士电话咨询，说自己和爱人都是独生子女，两家老人想一起立遗嘱，“他爸妈的财产留给他，我爸妈的留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