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晚8点到10点，京沪高铁途经党杨路的乘客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自党杨路与刘长山路的交叉口向南，占满路西一侧非机动车道的广场舞队伍绵延200余米长。如果细分的话，其中有秧歌、交谊舞、新潮的seve舞，当然传统所称的广场舞规模最大。每隔八九米就有一台曲风迥异的音箱把他们划分成不同队伍，唯一看似一致的是他们大都五六十岁的年纪。
6月27日晚，党杨路与刘长山路路口西侧非机动车道被广场舞队伍占据。郭尧摄
这样的广场舞聚会已在此持续了近3年，老人们一部分是附近绿地国际花都的小区居民，一部分是乘坐电动车、三轮车甚至开车从附近村庄赶来的村民，他们在这里尽情地跳舞唱歌，挥洒着一天中“唯一属于自己”的两个小时，甚至雾霾天里也少有停歇。
但是，附近楼上的年轻住户李鑫也连续投诉他们3年了，“每年几百次”的投诉频次。
每天的晚8点前后，是近200米长的党杨路路段人流量最大的时候。来自对面绿地国际花都小区方向的老人们横穿马路来到这里，满载着附近村民的电动车、三轮车和私家车也聚到这里。每晚聚集在机动车道一侧的围观人群，至少也有数十人。
规模最大的30多人“广场舞团”，外加其他几支平均20人左右的“舞团”，每晚这里上百人的规模自然引发关注，诸多被逼到机动车道上骑行的市民不时驻足拍照，定点经过的京沪高铁班列也多有乘客透过车窗张望。或许正是这种注视，也或许是高分贝舞曲的劲爆，老人们沉浸其中，彼此穿插的迥异曲风和几乎贴身而过的过往车辆都未打乱他们的节奏。
住在距离“广场舞路段”不足百米远的绿地国际花都小区的李鑫，却已不堪其扰近3年了。这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从事金融工作，经常要参加银行证券之类的考试，平时在家则喜欢看看书或静静地做家务，但窗外清晰传入的劲爆舞曲却成了他的“噩梦”，“只有打开电视才能勉强忽略，但那也没法学习了。”
李鑫说，他每年都打数百个投诉电话声讨该处广场舞的噪音污染，但生效的次数屈指可数。2015年8月，相应的娱乐噪音整治行动曾在此展开，每天晚上有两三辆警车停在党杨路和刘长山路的交叉口上，一直到当年10月，该处马路广场舞一度曾被取缔。“但是到了12月，又回来了”。
去年5月9日，济南市公安局关于绿地国际花都小区噪音扰民的回复显示，“腊山派出所已指派民警到小区门口巡逻，对使用外置音箱扰民的情况进行了制止，对制造噪音的群众进行了批评教育”。但是24日晚9点，济南时报记者在现场实测发现，《小苹果》、《倍儿爽》和劲爆DJ舞曲的分贝依然达到了77，即便到了绿地国际花都的29楼上该噪音指数仍达67分贝，均明显高于居民区晚间噪声45分贝的限值。
去年10月，李鑫忍无可忍去跟老人们理论，但最终吵了起来，直至今日接受采访时他仍刻意避免靠近广场舞的区域，怕再次引发不快。代际冲突，以及集体与个体空间的鸿沟，看似已无法填补。
孤独感与被妖魔化
50多岁的陈莉也是绿地国际花都的住户，同时也算是交谊舞队的领舞老师，她没有跟李鑫正面接触过，倒是听说过有人投诉，也知道警察来管过。“现在又没人管”，这是“舞团”里绝大多数人的态度。
研究大众文化的学者张慧瑜早在此前即提出“争夺广场”运动的概念，表面上看，一方面是喜欢热闹和红火的跳广场舞的大妈要占领城市广场，以高分贝的舞蹈与娱乐，进行身体的表达；另一方面是喜欢安静的、追求个体空间自由的城市中产。两者在同一个物理空间的广场上发生了正面的碰撞。
没有老人愿意多谈热衷广场舞的原因，比如陈莉，她只说是因为帮小辈“22小时看孩子”，每天晚上的这两个小时广场舞时光是唯一属于她的。老家高唐的侯娟也如此解释，她照看的是一对双胞胎，如果不是一年前学会了跳交谊舞，她还继续沉浸在想家的痛苦中。另外一些老人则把对广场舞的喜爱归因于借此锻炼好的身体，但对于雾霾等极端天气的照跳不误，他们只说是习惯了。
记者采访中也一定程度证实了广场舞老人中“看娃族”的比例之高，在有的舞团中人数能占到一半左右，大都五六十岁，以女性居多。他们从省内外“投奔”儿女而来，在济南人生地不熟，与城市空巢老人的孤独感达到了空前的一致。
侯娟是在尚品燕园小区干涸喷泉池内跳交谊舞的一员。那个大约百平方米大的不规则椭圆形喷泉池仅能容纳20余人，老人们只得轮班入场。23日晚间的一场大雨让喷泉池里积了水，他们不得不转场到了地下车库。
曾有研究者从老年人对广场舞的执迷中分析出集体主义特质，认为“当代的广场舞现象是一种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借助广场舞这一形式框架重构其集体主义理念的过程”，是一种“底层民众重返他们熟悉的集体主义的文化与表达形式”，他们“没有稳定的价值观，不相信什么，最相信的是大家在一起”。
26日下午，尚品燕园的物业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经常接到广场舞噪音扰民的居民投诉，也已多次前去制止，但收效甚微。“中高考期间，我们拉过禁止跳广场舞的条幅，110也来过。”此前他们也曾想过重新向喷泉池注水，但工人因此被跳广场舞的老人骂了。而对于执著于将音量放大的行为，一“舞团”成员的解释是“追求集体氛围”。“再说队伍有先来的后来的，后来的提高音量，先来的会跟着提高，要不自己队伍就跳乱了”。
早在2014年，即有媒体提出“中国广场舞大妈占领地球”的说法，随后而来的妖魔化和污名化舆论倾向随着越发增多的负面报道看似坐实。25日晚间，已在槐荫区华联广场跳了七八年广场舞的郑莹踩着高跟鞋回家，附近营市东街56号院的老高则正在楼下等他的儿子，年轻人嫌广场舞吵，已干脆在外面躲到很晚才回来。
谁能给大妈找个舞场
包括街道办事处、基层派出所和广场管理部门等在内，个个无法可依，的确让广场舞的监管陷入循环往复的尴尬。常年与广场舞的“斗争”几乎也让李鑫成了个中专家，他专门写了一份《整治生活噪声规范条例》给各级信访部门，希望督促学校和机关单位等场所夜间开放，便于市民休闲健身。在他看来，场地不足正是让代际冲突激化的原因。
陈莉他们也愿意聊这个。与很多新建楼盘一样，他们小区里也没有像样的健身广场，他们才自发地聚集到党杨路的非机动车道上，时间久了渐至如今的规模。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山东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1.8平方米，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不对外开放，这与美国和日本分别为16平方米和19平方米的数据相距甚远。
2016年11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的《山东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中提到，“新建学校和有条件的学校应对体育场馆区域进行物理隔离改造，在教学活动之外的时间向社会开放。推进企事业单位、公园等符合全民健身需求的公共场所对全社会开放”。这与“斗争”双方诉求不谋而合。
谈到代际冲突引发的群体对抗心态时，出演《摔跤吧!爸爸》的印度演员阿米尔·汗说过的一段话被广泛引用：“尊敬长者，尊重的是他的行为，而不是年龄。”有评论指出，可以规划建立专门的广场舞场地。其实只要在公共空间内组织好、协调好，老年人的广场舞可以和年轻人和谐相处。
上述《山东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也指出，计划到2020年，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0平方米以上。绿地国际花都那些正由老人看孩子的年轻人也急盼着这“增加的0.2平方米”，他们愧疚于给老人带来的负累和孤独，也尴尬于周围年轻邻居的些许异样眼神，但是老年人集体“上课”，买保健品、收藏品甚至陷入微信传销等骗局的多发，让他们对广场舞一族更加理解，“总比出去被忽悠、被骗好得多”。
24日晚上9:50，党杨路马路广场舞的最后一支队伍散去，两名老人仍在跟随节拍练习舞步。大货车飞驰而过，漫起的扬尘将他们裹挟。李鑫说，他不会停止对广场舞扰民的“抗争”。（为保护当事人隐私，陈莉、侯娟、郑莹为化名）
